第二，考察各种哲学思潮的现实背景，揭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

哲学史的研究应当具有历史感，这样才可能使哲学史对当代人有所启发和教益。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缺乏历史感，显得干瘪苍白没有生气，其原因就在于现有的研究大多不能揭示各种哲学思想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使得哲学史研究成为一堆干巴枯燥的概念堆积和思想史陈列。由于历史发展具有重复性或相似性，所以只有揭示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想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具体联系，才能使哲学史研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实践性，哲学家们很少作远离实际的纯理论思辨，看似玄虚的哲学思辨往往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中国哲学史上几个思辨性较强的思潮如先秦名辩、魏晋玄学、佛教哲学、宋明道学，无一不与当时社会政治、宗教实践、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息息相关。

　　在中国哲学史上，新旧思潮的吏迭演化经常没有明确的逻辑脉络，新思潮的出现也往往不是纯粹理论研究深入进展的结果，而是在当时复杂的现实生活背景下概括而来的哲学思考。例如，.魏晋玄学贵无论的出现并不是对两汉哲学的继承或批判直接得出的纯理论研究结果，而是哲学家们通过对当时社会政治道德生活中名教礼法被形式‘化的现实观察，发现人为的政治伦理规范的不完全性，于是设想一种自然无为、没有名教礼法局限性的理想状态，由此才进一步提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題。再如理学家提出“天理”，与以往的哲学思潮并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同时主要地也不是为了解决理气孰先孰后的形而上学问题;实际上，理学家拈出“天理”二字，主要是针对佛老思想的流行导致许多人“外君臣而遗物理”、逃避封建礼教规范束缚的现实情况，于是才提出“天理”先于气质，无所不在，是任何人都无所逃亦无所加的客观法则,其具体的现实意义主要是证明封建礼教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抵制佛老思想所造成的社会效应。由此可见，具体地揭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有助于弄清哲学问题的性质及其产生的原因，从而使哲学史的研究更为生动具体和深刻全面。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复杂微妙的，揭示这种联系应当力求深入、具体、全面。

　　以往哲学史研究中习惯于把各时代的阶级斗争、经济状况、科技发展及哲学上唯物唯心的斗争堆砌开来，作为每一哲学思潮兴起的宏观背景，或者把哲学上唯物唯心的对立牵强附会地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为政治斗争的“观念图解”，这轴空洞抽叙+篇一雒的格式套路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能真正揭示哲学思途与規：实生活的联系。因此，掲示哲学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内在联系，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三，结合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研究，从中国哲学与其他精神大化的族系中加深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

这里所谓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是指中国哲学以外各种传统的精神文化形式或各种传统的“数术”，如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医学、艺术、宗教、巫术、气功、武术等等。这些传统的“数术”，作为与中国哲学同时代的精神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哲学的文化氛围;同时，这些文化领域内的实践活动也共同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基础。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对文化氛围的关注至多只限子哲学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联系，而忽略了哲学与多种文化形式的实践基础的关系。中国哲学的实践性不仅表现在哲学思想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还表现在哲学思想往往有各种形式的实践体验作基础。中国哲学的许多范畴和命題并不是对某种科学理论的结论进一步抽象概和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所获得的了悟和总结。直到现代仍有许多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形式实践活动(如气功修炼、书画创作、京剧表演、宗教修行等等)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中国哲学有深切的通解体会，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研究工作只满足于在概念层次上就哲学谈哲学、就概念谈概念，或者对中国哲学文化氛围的关注仅仅限于寻找哲学与古代自然科学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它与各种传统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的联系，就会把中国哲学从原有的文化氛围中孤立开来，从而不可能深刻准确地理解中国哲学。例如中国哲学中道家所讲的“无为”、禅宗所讲的“无心是道”等等，如果单纯停留在哲学概念的范围内就很难准确地理解这些范畴和命题所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释它们何以会成为其他文化形式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但是如果到哲学以外考察一下中国古代关于宗教修行、道德实践、艺术创作、气功修炼等等各种文化形式的实践体验说明，就可以明白这些哲学范畴和命题是说明一定的实践或修养的境界，同时这种说明对于各种实践和修养的活动又具有启迪点化的方法论意义，因此这些哲学范畴和命题才能够被多种文化形式的实践引以为指导原则。由此可见，如果注意结合中国哲学文化氛围的研究，甚至研究者本人具备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形式的修养和实践伊验，同时恰当地运用现代科学成果，就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说明，并更好地示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