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逻辑与文化关系的新论断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是鞠实儿教授近年来极其关注的话题，在《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等文章中，他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具体的论述，其中，尤其以《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一文中的观点更为引入瞩目。关于逻辑与文化的关系，鞠实儿教授在《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一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逻辑相对于文化，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这个判断的含义是: 在现代文化的背景下，逻辑是相对于文化的，这也就是“逻辑的文化相对性”思想的主要观点。在其他的文章中，鞠实儿教授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他的逻辑文化相对性思想，但是，在《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一文中，他不但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这一观点的含义，更主要地，他给这一观点提供了合理性论证。正因为鞠实儿教授给逻辑与文化关系的判断提供了论证，这就标志着逻辑学界关于逻辑与文化关系的讨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逻辑研究中文化范式的思想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1. 形式逻辑不具有普遍性不同的文化群体事实上是否具有不同的逻辑? 这是鞠实儿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西方逻辑普遍性的思想受到怀疑。“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 Levy - Bruhl) 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 我们( 现代文化群体) 所接受的逻辑规律并非具有普遍性，某些边远地区土著居民具有与我们不同的逻辑。”他具体以阿赞得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文化中的形式逻辑并不具有普遍性，阿赞得人拥有自己的逻辑”。

　　2. 逻辑文化相对性的论证逻辑的文化相对性这一主张，在论证的过程中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是: “逻辑的合理性相对于文化吗? 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合理的逻辑吗?”这也就是逻辑相对于文化的合理性问题。

　　( 1) 论证的前提: 界定“一个逻辑是合理的”这个命题的含义“一个逻辑是合理的”是指: 采用该逻辑的模式和规则所构造的论证能为人们的信念和行动提供理由。界定了这样一个前提，逻辑合理性问题就成为回答如下的问题: 根据某逻辑构造的论证能为人们的信念和行动提供理由吗? “其中，所谓的逻辑有两类: 其一，隶属于现代文化的逻辑，例如，形式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以及各种版本的非形式逻辑，等等; 其二，隶属于其他文化的逻辑，例如，阿赞得人逻辑、中国古代逻辑、佛教逻辑，等等。”

　　( 2) 论证方法 1: 演绎方法在证明过程中，演绎方法的使用分两种情况:( 1 -1) 从公理出发的论证; ( 1 -2) 从公理和附加前提出发的论证。证明之一: 第一类逻辑( 指隶属于现代文化的逻辑———下同。) 的合理性命题不可能在情况( 1 -1) 中得到证明，也不可能在情况( 1 -1) 中被反驳。第一类逻辑的合理性命题不可能在情况( 1 -2) 中得到证明，第一类逻辑的合理性命题的否定也无法在情况( 1 - 2) 中得到证明。结论 1: 第一类逻辑的合理性问题运用演绎法是不可解的。证明之二: 由于第二类逻辑( 指隶属于其他文化的逻辑———下同。) 与现代文化预设了不同的概念框架，因此，证明程序的首要任务是将这类逻辑用现代文化使用的语言表达。“一旦他文化的逻辑用现代文化的语言表达，这类逻辑便脱离了原有的文化背景，被嵌入现代文化的框架，并成为其中的表达式。”换言之，这是将第二类逻辑解释或转化成现代文化中待评价的逻辑规则和模式。这样，无论在情况( 1 -1) 还是情况( 1 - 2) 中，至多可以证明: 第二类逻辑在现代文化中的译本的合理性问题是不可解的。至于第二类逻辑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由于无法得到恰当的表达而不能进入证明程序。结论 2: 第二类逻辑的合理性问题运用演绎法是不可解的。根据结论 1 和结论 2，“在现代文化中，对于任一逻辑而言，都不存在演绎方法能从绝对可靠的条件出发，来证明其合理/不合理。这就是‘逻辑文化合理性问题整体( global) 演绎不可解原理’。”这就表明: 从现代文化的角度看，不能无条件地证明任何一种逻辑的合理性，没有任何一种逻辑有权要求超越条件限制而成为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