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并常常由女性主义联想到离婚、堕胎、性革命等词汇。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了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很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库恩以后作为公认观点的实证主义知识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以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为基础、主客体两分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普遍主义知识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观察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范式，范式负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性别——依据这条线索，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的性别化构成的假说显得顺理成章。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