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这种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声音经常不被重视的现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沟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女性之间的诉苦、沟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女性经验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集中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追求，容易与性别主义形成结盟。因此他们更加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境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2页)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2页)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保持批判性并非象传统知识论那样，试图通过论证在理论上捍卫方法论的权威、并在实践中坚持方法论的纯洁，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承认人性的弱点、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诸如中立、透明、纯粹、客观的假设，永远保持一种反身的姿态，在情境化中寻觅来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经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2页)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2页)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论的女性主义对于的本土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转型伴随着性别文化的转型，过去视若无睹的性别平等与同一在市场经济时期呈现为性别差异与分化的状态，市场的选择与消费的偏好正将这种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两性差距扩大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女性和性别成为这个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女性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很长时间内曾限于有关女性群体和问题的一般研究，在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上少有突破。而自90年代以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又出现了部分学者将性别作为女性问题的唯一视角、而没有将女性置于转型社会具体情境中考察的狭隘倾向。因此了解和借鉴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第2页)，对于中国当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问题丛生的转型社会，具有各种时代特征的现象和思潮同时出现，这对于社会家来说不啻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国内社会研究本身也处在一个转型和重建时期，方法论的单一和匮乏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而女性主义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在女性主义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所耳闻或熟知的今天，在主流学术圈内依然还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女性主义仅仅是与有关女性群体、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的研究相关的，因此它代表的仅仅是诸如社会结构和分层流动等主流话题之外的陌生领域的补充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它也只代表了阶级分层等基本视角之外的一个补充视角。这种判断所隐含的前提是，在社会研究中包含着清晰的等级排列，其中一些主题或领域是重要的、主流的，另一些主题或领域是附属的、次要的，并且前一种通常与国家、社会等公共组织和制度相联系，后一种通常与家庭、性别等私人领域和活动相联系。这正是女性主义倾城致力于批判和克服的统治逻辑，实际上恰恰违反了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方法论和方法的优劣只能根据研究问题所在的具体情境来判断，而不是先验的。我们只能判断在某些研究目的和问题情境中，某一种或几种方法论的取向更加恰当或有效，而不能离开研究目的与问题情境做出选择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