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论文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最早提出的。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当然，这里的翻译主要是指文学的翻译。本文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做简要探讨与论述。

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翻译范畴中一个突出的、主要的翻译种类，也是学界讨论最多、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个种类。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文学翻译强调传达和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即艺术再创作，而不要求译者在文字上、句法上乃至修辞上对原作亦步亦趋。茅盾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一部文学作品涉及的东西包罗万象，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生活、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审美心理等。这些因素在东西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最早把“创造性叛逆”这一名词引入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译语的客观背离也应属于叛逆的范畴，也就是说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叛逆，也可以是对译语的叛逆。对原作叛逆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是译作必须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必须像原作一样易懂;对译语的叛逆常常是因为译作也肩负着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而且译语文化也呼唤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诞生，尽管这样的译作读起来比读本族语写的作品要难以领会。由于创造性与叛逆在翻译实践中互为因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和谐的有机体，故也被叫做“创造性叛逆”。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再现原作的原汁原味，译者会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变通策略，从而使译文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忠于原文。这种“变通”就是创造性的叛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这种叛逆必须以创造性为前提，没有创造性就没有叛逆，而叛逆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创造性和叛逆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体。叛逆可以是译作对原作的叛逆，也可以是对译语(即目的语)的叛逆。谢天振认为“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四种即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他认为一切“创造性叛逆”不外乎两种类型：有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在我看来“创造性叛逆”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有意识的误译、增译、省译(节译)、个性化翻译四种。而“编译”、“转译”和“改编”均不属于创造性叛逆翻译的范畴。

　　(一)有意识的误译。

　　为了迎合译语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或引进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故意不忠实原文或违反译语的语言规则进行的翻译。有意误译的典型例子有傅雷译的几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的书名，如把《表妹贝德》译成《贝姨》，把《高里奥大伯》译成《高老头》。美国诗人庞德在他翻译的中国古诗《神州集》中的多处误译和异化的翻译则是故意不忠实于原文并违反译语的语言规则进行翻译的典型范例。

　　(二)增译增译。

　　顾名思义，就是译者在译文里故意增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东西，即“无中生有”。与误译、漏译和个性化翻译相比，增译是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最为辉煌、施展才华最为淋漓尽致的一个平台，是一种更直接更大胆的创造性叛逆。最有名的增译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