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以来，经过解释学和现象学，以及结构主义，出现了反本质主义和反逻各斯中心的后现代哲学话语，哲学的语言转向给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领域带来了新的理念和研究路径“，翻译是重写”、“翻译是叛逆”“、翻译是操纵”、翻译是伽达默尔的“对话”、“联结”，是本雅明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庞德的“makeitnew”，是德里达的“延异”，是女性主义批判，是后殖民主义对普遍性和异质性的诉求……[2]梅肖尼克等翻译诗学的倡导者在寻找语言诗性意味的途中，试图摆脱语言学的束缚，但毋庸置疑的是，翻译首先也始终是一项语言活动，语言学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共同点和基础[3]。语言学为翻译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学科准备，语言学流派纷呈的现状为翻译理论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和切入点，而这正是我们熟知的语言的魅力“：语言的理论取决于其文学的理论，翻译则取决于其语言的理论，语言的理论取决于其节奏的理论，断续的理论取决于连续，因此，语言的理论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翻译的理论与实践。”[4]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而语言的本质能够通过翻译得以彰显。文学翻译充满了现代性的张力和意义的游移，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建构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方法，彰显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艺术性和创造性，对文学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