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过程中，意义不再是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翻译即变异，而非趋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翻译的变异绝不是可以随意为之的，译者的翻译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维特根斯坦曾经画了一个图，从一个角度看，图形像个兔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图形则像个鸭子，这在说明意义不确定性的同时，也表明了意义的相对确定性。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诗学体系中，译者的主体性虽然得到了确立，但对源语文学文本中的各种思想意趣必定要悉心体会并尽可能准确地传达。3.建构文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翻译诗学是诗学中的翻译理论。文学根植于语言，语言则根植于人类的认知活动和生活体验，这为文学翻译打破形式和意义的二元对立、注重人的积极参与和作品的整体价值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翻译诗学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与文化、诗学乃至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译者总是处在特定的纵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横的接触层面构成的坐标中，历史文化、时代精神、审美取向、心理结构等因素游走于译者精神历史的深处，化为精血与骨髓。文学和文学翻译作为语言在言语活动中的具体实现，它属于“话语”，在文学话语中，存在着语言与言语、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融合和回流，翻译与时代环境下铸就的文化及话语结构息息相关。语言哲学维度下的文学翻译不再只追求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两个文本之间的形式对等和功能等效，而开始将视野扩展到从文化层面上观照整个翻译事件和行为，翻译关注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译语文本的生产者和译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对译语文本接受的影响。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玛丽·斯奈尔-霍恩碧(MarySnell-Hornby)认为译语文本不再仅仅是源语文本字当句对的临摹，而是一定情境和一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文本不再是语言中静止不动的标本，而是读者(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个文化的语言表现[1]。语言哲学维度下，文学翻译被看作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文和文学行文，译本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情况下，译者应该对通过描写翻译中文化的移植、冲突、调适、改造、变形等路径来表现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中所存在的文化精神，建构新的文化意蕴。译者应该转变文学翻译研究核心，从“怎样翻译”到“翻译什么”和“为什么要这样翻译”。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流通体制的`合谋之中，译本的形式、结构和篇章之外的非语言领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与符号的指意过程息息相关，文本不可能脱离读者和作者，更不可能脱离非文本的现实世界。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他认为：语言的说出是一种行为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语言游戏包括“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2]。维特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的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3]。从翻译视角来看，“生活形式”揭示了语言游戏———文学翻译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文学翻译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去理解和把握。4.追求文学翻译诗学中的伦理支撑梅肖尼克指出“：伦理，是一个行为问题，既指向自己，又指向他人。伦理即是自己针对自己所做之事，也是针对他人所做之事。伦理就是采取行动，创造价值。”[4]“诗学也是一种伦理。一首诗就是一个伦理行为，因为它对主体，即写这首诗和读这首诗的主体进行了转换。”[5]从翻译伦理的角度，我们必然要回到“忠实”的概念，翻译要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这是翻译的本质和目的性所在，“源文”与“目的性”并非翻译中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也不是传统翻译思想中的“一仆二主”中的“二主”。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他们的活动从来都是、并且也只能是一种目的语语言的创造活动，然而主体性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因为主体是社会的、历史的主体，要受到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文学翻译中，追求一一对应的等值固然虚妄，但过分强调差别、主体性和话语霸权等，也不过是为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寻找借口罢了。所以构建文学翻译诗学的伦理尺度非常重要。在文学翻译中，愚笨的“忠诚”反而会导向“叛逆”，艺术的“叛逆”可能会显现“忠诚”，所以“忠诚”与“叛逆”构成了文学翻译的双重性格，这就是文学翻译的辩证法。许均认为，文学翻译伦理中“度”的把握需要遵循四个关系：积极与消极的关系，积极性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就传达效果而言，二是就翻译态度而言;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注重整体效果，追求风格统一，翻译中要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创新与规范的关系，创新并非违背语言规律，而是对语言体系中的多种潜在因素的创造性的利用，翻译中真正的创造是在彼有此无的情况下的输入;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一方面必须依附源语的语言形式与表达手段，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浮在源文形式的表层，一知半解，脱离了客观的依据，愈“创造”愈“不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