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曹禺笔下的也有如周朴园、曾浩这类“灵魂”伪善者;封建家族“礼教”专制而又机械的“独裁”人物;甚至冷酷、自私、虚伪、可怜的假道德“家长”。当他们极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同时，也在与周围人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中，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同样也有像曾文清、江泰这样“非生不死”、“无力的苟活于世上”的生命空壳。他们虽是被封建礼教吞噬、消耗、失去人生目标，带着深深的绝望无路可走，徒然挣扎，最终留在黑暗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子弟，但在他们身上依然也可以看到善良、醇厚的人的本性，以及对于现实中黑暗丑恶的无奈与厌恶。这样幻灭般破碎，且极具悲剧性的生命描绘，不但是作者对于戏剧人物形象在悖离挣扎中体现出来的张力感的阐释，也是作者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控诉和批判。

　　与众多人物形象出现很大差别的一个新奇形象，便是“北京人”，他是修卡车的工人，却又是一个“猩猩似的野东西”，一个哑巴。他“像一个伟大的巨灵，砸开门锁”。曹禺仿佛是想借剧中人物中之口暗示“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这个极具“穿越”性质的“北京人”形象，既表现了他“对原始人类纯粹天性的憧憬”又寄托了他“对于未来新人类的希望”。这种时间与空间交叠错位的另类形象设置，以及该形象带给人的思维的跳跃感，使得人物形象的张力独具魅力，大放异彩。同时，也暗示着作者对于宇宙、生命的思考，以及对于探索的迷茫与真实。因为人物形象的破碎而造就了真实的悲剧性命运，因为戏剧形象的悖离与挣扎使得曹禺笔下的人物形象独具风格且富有生命的张力感，而恰恰又是因为蕴含张力的生命使得曹禺笔下的经典人物形象至今仍具有感人肺腑、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三、意象指涉的错综迷离

　　而当作品中诸多的张力场带给人们伸缩离合，神秘莫测，不可抗拒，难以揣摩的种种冲击时，我们对于这位中国话剧界的巨擘和他笔下意蕴丰富的作品意象的理解和把握显得尤为艰难。“根据现象学的观点，文学的意象存在于作品的各个层面，即音、义、结构、景象、意味等层面。”[5]曹禺话剧中的诸多意象有景象层面，也有意味层面的。意象成为文本中丰富的审美意蕴的主要载体之一。我们暂且大致分为有一类是同一剧作中同类情调的一种意象或意象群。在《雷雨》中是“暴风雨”，具体表现为“风”、“雷”、“雨”、“电”、“郁热感”、“烦闷感”等，在《日出》里是“霜”、“日出”、“春天”、“蓝天”、“唱着夯歌的工人们”等，在《原野》里是“原野”、“铁路”、“金子铺的地方”、“雾”，还有一类是同一剧作有情调对立的两种意象或意象群，反复出现，交替活跃。在多种对立的意象或意象群中，有主导象征性的，也有与之对照、衔接、跳跃、重复，发挥补充、衬托、调节作用的非主导性的意象。他们是《雷雨》里周冲幻想中的“海”、“天”、“船”，《日出》里的“黑夜”、张乔治的“噩梦”以及从未与观众“谋面”的金八等，《原野》里的“黑林子”、“铁镣”、“焦阎王的照片”、“阴曹地府”，《北京人》中漆了又漆的“棺材”、“北京人”、“鸽哨”、“卖硬面饽饽老人的叫卖”，《家》里面诗性笔墨化的“生活场景”。曹禺“利用意象的变形突兀或反逻辑处理来造成情绪节奏的强调、转折、中断”[6]表现了他的思想表达艺术方式的多元性，从而有效地揭示出作品的内蕴。如在《雷雨》中的“暴风雨”并非某个特定事物或特定人物的单独象征，而是含有多种寓意的一个象征。《日出》里的意象群对剧本的人物心理、感情氛围，都起到了某种意味深长而又特定明确的勾勒、暗示。而在曹禺剧作中意象的艺术风格是富于变化，美不胜收的。《雷雨》、《日出》、《原野》的“郁热”的生命激流下面似乎还藏着另一泓生命之流[7]。意象有醇美的诗意，《北京人》带有哲理性的诗化的美感。《家》的意象似乎已近攀援了我们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美学传统，带有浓郁的中国古韵。然而正是这些意象的含蓄朦胧，使得意象的指涉更为错综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