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一种原始存在，而人类本身却又无法完全受自身的控制，同样有时候人的意志与其对抗也显得力不从心，于是便形成了本能与意志的冲突。繁漪这个形象被看作是“封建叛逆者”，她对爱情的追求，“是摆脱封建桎梏，争取命运自主的一种觉醒的信号和重要的标志。”

　　而繁漪反抗传统家庭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动力，不是所谓“觉醒”的思想，而是对于压抑，苦闷本能的反抗以及对更现实、却也更明确、强烈的情欲的渴望。而同样在《原野》中充满野性的花金子的处世格言便是：“事情做到哪，就是哪!”最终，她在本能的驱使下冲破伦理道德的底线，选择了自己想要走的“路”，追逐了所谓的“生命感的激情”。而《日出》中的陈白露是一个倦怠于飞翔的精神漂泊者，对于她“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她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4]321。曹禺在这里阐释的陈白露的“习惯”是她自己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直以来她不能使自己从这种“习惯”中突围出来的纠结状态。这种“习惯”也可以理解为是她对于自身的处境和所处地位上表现出的本能需求。《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又何尝不是，士大夫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以及生存方式盘根错节使他难以自拔，只有沉滞懒散的对于生命的渐渐消耗。作为一个“人”，他的精神早已死去，只剩下一具所谓的生命空壳。而这类习惯与本能也是众多人的意志力无法冲破的巨网，这类灵与肉的冲突模式绵延不绝，使人们陷入焦虑的沼泽无以自拔。

　　曹禺对于人类命运的“残酷”书写也总在理想与现实的境遇中，追索生命最深刻的拷问。《北京人》中江泰说：“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而整天在地上妥协”。人在命运的天幕下无奈周旋于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夹缝中，艰难探索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归宿，却也在不成功和无路可走的境遇里渐渐迷失方向，不得不走入“无路可走”的'“人生的怪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峙也正是人性焦虑的本源之一。因此，曹禺在张力系统中揭示的现代人灵魂的隐秘分析和迷茫探索，进一步体现了深邃、阔大的话剧张力艺术的经典魅力。

二、戏剧形象的悖离挣扎

　　在曹禺的剧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与很多现代剧作家们一样也都受到众多外国戏剧家的影响，但难能可贵的是，很少有人能像曹禺那样既成功地吸收了外来艺术，又创造性的熔铸成个人的独特风格。曹禺的剧作充满了生命的挣扎和困顿，宇宙无边力量的神秘，宗教原罪的忏悔，伦理的罗网，诱惑的陷阱，情感的困境等，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冲突、对抗、反复而又消融、转化，在无尽的漩涡里碰撞、煎熬、撕扯。

　　在曹禺塑造的众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中，女性形象最为出色，如最“雷雨”性格的“中国式娜拉”周繁漪;“倦怠”与飞翔的精神漂泊者———陈白露;辣而不泼，刚中含秀，似盛开在“地狱边缘的黄色小野花”的花金子;还有仿佛终日“笼罩于一片迷离的秋雾”里的愫方，又似那空谷幽兰般寂寥沉静;以及总是充溢着“纯真”之气的瑞珏，像阳光下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4]322。这些如阳光下铺满的水晶一般时时散射着绝美却又破碎的生命小影，无可代替地闪烁在曹禺话剧唯美的篇章中。曹禺笔下像周繁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瑞珏等众多不可磨灭的经典女性形象，她们都有着各自的鲜明的性格，以及属于自己独特的“故事”或者“命运”。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各自对于那个“美丽的梦”的憧憬，即便走到最后，她们的“梦幻”最终都被各种形式的现实的残酷击碎，但我们仍然得以见得的是那些追逐“美梦”的身影，在挣扎的漩涡中显得更为绚烂、刺眼。

　　曹禺在对旧社会批判的同时更是怀有一颗悲悯之心，审视着他笔下挣扎在命运与现实的生活熔炉中的女性，她们颇具悲剧意味的命运，让悲剧的实质更加发人深思，意义非凡。然而如果抛开作者对于人物“悲剧性”命运的揭示，每一个“女子”仿佛都倾注着作者对于生命内涵的探索与挖掘，渗透着作者内心对于生命意义与存在的追溯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