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模式则是在上述模式之外的一些叙史模式。它主要包括：1、比较文学模式，即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史现象，从中整合出一种叙史维度。诸如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神话的地位并不高，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似乎是给神话加了一道紧箍咒。神话地位的不高也伴随着它的有欠于发达，这表现为难以理出一个严整、统一的神怪谱系。而在古希腊、古埃及等古代文明中，神话则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那么在此对比中，中国神话也得作为较重要的部分来加以阐发，以形成对世界文化的对话效果。2、模式，即把文学发展同社会状况结合起来认识。文学的变迁是社会总体变迁的一个方面，于是文学发展史就以社会的一般发展来参照，这在法国的文化社会学派的史达尔夫人、泰纳等人的文学史观中表露得相当充分。马克思的文艺观也有这一倾向。这一模式同进化模式有相关性，但又认为并不简单地是进化式发展的，如马克思指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中有这一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①②]马克思认为艺术发展同社会有因果上的联系，但发展速度上可以并不同步，甚至也可能相反。3、碎片模式。按此模式观点看，文学史发展是不连续的、多样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可以用循环、进化、反拨等来概括的东西。俄国民间文艺学家普洛普分析，俄国民间故事有31种叙事单元，每一则故事只需从中撷取若干单元就可组构。那么，在民间故事的发展中，不过就是31个单元在不同关系上的组构而已。法国的解构主义者福柯则认为，历史充满了无序和斗争，每一历史事件与过程都只是在偶然的机遇中形成，“福柯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碎片(fragments)，他否定传统历史形式的可能性：不存在什么‘理性进步’、‘时代精神”、‘假设的整体’、‘主导的世界观’，只存在不连续的话语领域，其中有些遵循同一个模式，有些则不是。”[①③]碎片模式可以在论述中借用一些其它模式的方法，但它并不遵奉任何模式的精神蕴含。

　　以上的若干模式可以基本上概括文学史的思想线索的类型，它们之间互相对立着同时也可以相互补充。如循环模式对于文学传统的强调同规范化——反拨模式有抵牾，但后者明确了文学中有规范化就体现了原型的可能性，而规范化——反拨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规律，这本身也可以被纳入到循环的模式中来看待，等等。

三、思想线索对于史的整合作用

　　如果说撰史者在写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文学史时，其文学线索基本相同的话，那么它的思想线索则可以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它所体现的意蕴也就可以有所不同。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地位历来都是不高的。而清末以来世风骤变，包括梁启超等一批文人对于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不只是把小说看做一种最高的文体，而且也看做是匡救世风、济世治国的重要途径。对此骤变，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西方的影响传入中国后的一种反应。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而西方的强盛，自然成为国人欲图仿效的目标。在这时，西方文学中小说的崇高地位，自然地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甚至也就有人认为，“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①④]这里的稗官即古时对说书人的称谓，说部则是小说的别称。他把欧洲列强的强盛归因于西方小说的发达，从直观的层面来看，这不能不算一个严重的误解。然而，如我们从理解它的产生原因，提示它的意义上来看，该误解就又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值得思考。

　　一方面，当西方的武力叩开中国国门时，人们想到了富国强兵之策是应师夷技以治夷，走“中体西用”的道路。这条道路以清朝北洋舰队的覆灭表明了不可通行。当时中国海军的舰只吨位和技术装备不比日本海军差，但中国海军并没有现代海军的军事素质，这是甲午战败的最直接原因，它说明了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还需学习他们的一些方式乃至一些新的思想。小说改革的势头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自省下的产物。小说是“欲新一国之民”(梁启超语)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扬小说的价值是颇具眼光的。另一方面，西方走向强盛的原因之一，是文艺复兴后逐渐摆脱了教权统治，个人自由和权利得以申张，而在东方并不存在一个超世俗的权威机构，而世俗性的王权或政权在革新中的态度如何，起什么作用等才是改革成败的直接原因。小说在文学复兴后起到了个性自由的表达者的作用，它在西方产生的影响无法照搬到东方社会中。完全用西方的状况来看待东方，这正是赛伊德所谓东方主义的表征。可以说，是由某一思想线索切入后，这一文学史现象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