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线索对于文学史的整合作用具体地可在几个方面体现出来，它包括主题、文体、发展规律、作品意义等方面。

　　文学作品的主题可以定义为这个作品的中心观念或支配性观念。在文学批评中这算是一个主要对象，同时在文学史中也有主题学，中称之为“thematology”。如果说文学批评主要是针对文体自身的研讨的话，那么文学史中则主要是研讨一种文学的传统、惯例系统在具体文本中的个性表现。如感叹人生易老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在诗作中是以一些中心性的词汇组成意象来加以表达的，有时就是同一词汇在不同诗作中作出表述，体现出大致相近而又有自身个别特性的状况。如曹操父子二人都用过“朝露”来比喻光阴的易逝，仿佛那是很快就会干涸的露珠：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xī@①。

　　——曹植《赠白马王彪》

　　曹操的“朝露”写于赤壁之战前夕。当时曹操北伐袁绍成功，大有荡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势，此番南征东吴也是志在必得，因此他的淡淡的哀愁是针对人生苦短、欲图立功不朽以超越生命的寿限，这是一种成功者面对生命问题时的焦虑。反之，曹植的“朝露”则写于长兄丕即位后对他猜忌、排挤的苦闷中。当时曹植与曹彪、曹彰兄弟三人都奉诏入京。曹彰在京师不明原因地死去。曹植与曹彪离京回封地时又被阻止同行，这是怀疑二人可能合谋造反。因此曹植是在极端的愤怒中写下该诗，这是一种失意者的焦虑。从主题学角度来看“人生易老”主题，从不同思想线索可以整合出不同的内容。从中西文学主题的比较来看，它缺乏面对生命易老时，西方浮士德式的对形而上理想的追求，也没有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式的坚韧，显得柔弱和悲观。然而从中国构成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宗教的终极关怀的目标，当人在面对生命有限、人生易老的现实时，自然有着这种或在自负中以成功来超越自然生命的大限，或在失意中叹惋生命无常的失落感，它们都是很真实地记录了人们的心态。而正是在这样的一唱三叹中，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的人才能有一种将心灵客体化而来的解脱感。

　　在文学文体的发展中，各文体在创作上体现为共时态，一个作家可以写小说，也可能写散文、写剧本等等。但在文体的产生上，它们是历时态的，有些文体很早就有了，但它后来已基本退出创作领域，如神话、史诗;有些文体则是晚近的产物，却后来居上，成为文坛中的主力，如长篇小说;还有些文体则根本上就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如作为、剧剧本的影视文学。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追溯文体的发展线索时，可看出不同的方面。如从话语霸权这一当今的兴语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律诗(律诗和绝句)、词、曲的文体衍化过程中，诗是句式整一的，词、曲则多为长短句式，其中曲还可能兼杂了衬字和俚语，可以说诗体现出较强的文化压力，而词则给个人化的话语留下了一定空间，曲则更是惯例的格律要求与个人化的口语、俚语相结合的体系。在这一变化态势下，可以看出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在对文人的思想驾驭中逐渐地失势，结果是后来宋明的、心学发展出来以重建意识形态的规范，它使得人们由较为自由地心悦诚服地皈依孔学，变为多少是战战兢兢地慑服于理学、心学之道。只从文学的仪式作用来看，远古时期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等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是文学，同时也是历史和规范，其中体现出一种神圣性的凝聚力，而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电视节目在家庭中扮演了类似的但却是世俗化的引导者角色，它成为人们消费模式的示范，文学只是在许多其它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似乎只是引导人们通向其它目标的一个中介。

　　再从作品的意义上看，当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时，它的意义可以是不同方面的东西。美国文论家h·艾布拉姆斯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四要素说”，即从作者、世界、读者和作品本身四个维度来看文学的研究途径。从作家角度，人们是注重作家的原意，即创作意图;从作品角度，人们是注重它的字面上的本义;从世界角度，人们是注重它对社会的反映和它在社会的实际反响;从读者角度，人们是注重读者的阅读反应。这些不同角度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揭示都是有道理的，但它们之间却可能是抵牾的，很难说它们是同样地合理的，我们只能从一个角度来说一个角度的道理。《诗经》中的好些篇什是民歌，作者本意是以自娱性的成分为主，但它后来被推崇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作品本来意义上是讽刺小说，而在今天的阅读氛围中人们倒更多地是看到一种悲喜剧的效果，等等。文学史在对过去文学作品的意义加以评说时，就涉及到采用何种思想线索来整合这些内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