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论著的思想线索是揭示所述文学的思想性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文学史的两条线索中，文学线索是提出文学是什么，即它由谁创作，写于何时，写作意图如何，有何种反响等，主要是一种提供的性质;而思想线索则是解决文学如何，即应怎样来看它，这种观察角度的依据和意义是什么，等等，主要是架构，使用文学线索提供的材料。思想线索不能提供新的文学是什么的材料，但它可以建构出材料的意义。以一个例子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侵华战争后到五四一段是近代文学，五四以后到建国时是，建国以来的40多年则是，当代文学又可以将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界，将后一段划为新时期文学。这一分期法同中国的史是吻合的，实际上它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切入文学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对最近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变迁的反映。而有些学者则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一个“二十世纪”就涵括了整个现代、当代文学，并旁涉到一部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包含了与前者不同的含义，“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⑥]从这个世纪性的分期范围来看，在各个具体时期的文学的具体表现就退到次要地位，而中国在加入到世界发展总格局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就突出了。它除了也反映政治上的内容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古老的，在同现代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中所开始的一个转型过程。

　　文学史有两条线索，上所述我们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应仔细考察这两条线索在文学史中的关系如何，更确切地说，是要考察思想线索如何与文学线索结合的问题。

二、思想线索在史料整合中的几种基本模式

　　文学史的思想线索包含有对所述作家、作品的评价、说明等方面。这些不是由文学史对象本身就表征出的，它体现了撰史者自己的或转述的某种思想见解;同时，思想线索又不仅仅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说明上，因为这些具体的问题在文学史中不过是一个个“点”，并不是形成线索本身的东西。因此，文学史的思想线索在根本意义上涉及到的和的观念，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可以相对脱离材料本身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框架。

　　在此可先引述一段柯林武德的历史观。他说：“历史知识就是以思想作为其固定的对象的，那不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维这一行动的本身。”[⑦]柯氏的历史观也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偏颇处在他把历史学的材料给遗忘了，他只看到了记述历史有表达思想的一面，过分贬低了史实的作用，并把重视材料的工作讥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工作方式。撇开偏颇的一面，这一观点也有其深刻的洞见性。他曾举例说，一次大地震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这只是自然事件，其间没有什么思想可言;而一次战争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则就是的事件。战争是人为的，有一个战争动机，战争所想达致的目标等意识在行为的背后起着作用，描写它时就必须涉及到展示这些思想并针对这些思想，来表白撰史者思想的问题。记录历史上的地震，各种史著不会有太大差异;但记录战争则会有不同叙述角度的差异。同理，对于文学事件的描述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即可有不同的思想线索。

　　具体的思想线索在不同的撰史者那里会有不同状况，可以说是百态纷呈;但在理论的、抽象的层次上来看则就较为简单了。法国结构主义者茨维坦·托多洛夫曾出三类“文学史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三类叙史思想线索的模式，即一是植物生长模式，认为每类文学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成熟，最后走向衰亡的过程;二是“万花筒模式”，即假设文学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所

　　构成，的发展史就是基本要素间重新组合的过程;第三条是“白天——黑夜”模式，即文学发展是由不同性质、甚至是对立的性质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往复循环。这三类模式在文学史论著中都有表现，但是各个时期有不同侧重。他认为“在诗学上，似乎有从‘有机’模式(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成熟、死亡)到‘辩证’模式(命题——反命题——综合)的过渡。”[⑧]应该说托多洛夫的上述概括是较有说服力的。在此我们可以借鉴他的观点，提出另一类分类更为清晰的类别，它包括原型模式、进化模式、规范化——反拨模式以及综合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