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宋以后的罗隐接受

　　金元时期有关罗隐的评论资料相对较少，较少象宋人那样，将人格、时代与对诗人的评价联系起来，倾向于艺术上的鉴赏和批评，多对罗隐某些诗作做分析鉴赏。以元方回《瀛奎律髓》为例，他点评《封禅寺居》一诗，联系罗隐身处乱世的实际，评说起句“盛礼何由睹”为奇句。从诗句内容、用典方面分析，认为此诗三四句好，罗隐是善用事者。这种做法很有代表性，上承宋代，下启明清。

　　进入明代，人们对罗隐的评价越来越多，基本走向仍是沿袭前朝着重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评价他。

　　明人宗唐，故也象对待某些杰出的晚唐诗人一样，竞相学习和引用罗隐的某些佳句，赞赏不已。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诗》评道：“罗隐诗虽是晚唐，如‘霜压楚莲秋后折，雨催蛮酒夜深酤’，亦婉畅可讽”。杨慎《艺林伐山》卷十七也谈到罗隐“梅花醉处十余里”一首为晚唐绝唱，“可与盛唐峥嵘，惟巨眼者知之” [1]。沈节甫则在《纪录汇编》卷一七九《四友斋丛说摘抄》中举出一例，说当时有人善填词，极妙，每诵一篇都令人绝倒，这位填词者创作的散套中便引用了罗隐“马上抱鸡三市斗，袖中携剑五陵游”两诗句。而且在沈节甫看来，就这两句还差胜，其余芜浅不足观。由此可见罗隐不少好诗佳句脍炙人口，即为庙堂文士所称，亦为俚俗艺人所引用，雅俗共赏。除此而外，人们也对罗隐的敏捷诗思、不凡谈吐大加赞赏。

　　其次是对罗隐正直、忠义品行的肯定。肯定罗隐的德行和人品，不始于明，而始于北宋司马光。其《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太祖开平元年四月乙亥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称“镇海节度使判官罗隐，说吴王鏐举兵讨梁，曰：‘纵无成功，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指篡唐自立的朱温)，为终古之羞乎?’鏐始以隐不遇于唐，必有怨心，及闻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 罗隐不象其他朝秦暮楚的唐末文士那样，名场失意、不遇于唐便心怀怨恨，在乱世中变本加厉地报复唐朝，唐亡数年之后还力劝钱鏐举兵讨逆，其忠诚节慨，于此昭然可见，著之于史，传扬千古。明于慎行《读史漫录》便受《资治通鉴》这一记载的启发，对“罗隐虽无奈为钱镠判官，见朱温受禅，请举兵讨梁。镠虽不能用，心义之”一事表示充分肯定，赞赏他为唐主所弃，却仍然忠心为唐，不忘故君，“卓有风节”，并以奔走淮南的杜荀鹤，投奔黄巢的皮日休等无行之士作为对比，以显罗隐之节气。

　　明代文坛文学复古思潮蔓延，以为文学愈古愈高，愈近愈卑，等而下之，尽管十分荒谬，但是持这种论调者却大有人在。故也有不少明人贬斥罗隐诗歌，以为罗隐诗歌尽露晚唐末家气象，不足为法。在总体评价上，明人常拿晚唐诗人与盛唐诗人相比。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谈到：“试以李杜诸作置温、韦、罗、郑间观之，兴象规模，居然自见。”罗隐等人的晚唐诗作与李杜诗作之间的差别，在明人看来，“不待智者而审之”。他们还举例分析说，罗隐《蟋蟀诗》一诗“非不工致，却终是末家气象” [2]。其《下第诗》则被论为“失之太巧，故不免晚唐” [1]。这些贬斥之语，指出了罗隐诗歌的明显不足，但是一概而论，过于偏激的做法不可取。

　　相比之下，评价较为全面、公正，有一定全局眼光的当属胡震亨。他评价说，“五代十国诗家最著者，多有唐遗士。韦端己庄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杜彦之荀鹤俚浅，以衰调写衰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滔力孱韵清，妮妮如与人对语。罗昭谏酣情饱墨，出之几不可了，未少佳篇，奈为浮渲所掩。然论笔材，自在伪国诸吟流上。馀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郐。”[2] 将其许为五代南方割据政权诗人中的佼佼者，又客观地指出了罗诗中的不足之处。

　　清人对罗隐诗歌的贬斥似更甚于明。有的全盘否定，如翁方纲《石州诗话》中称，“方干、罗隐极负诗名，而一望荒芜，实无足采。”赵执信《谈龙录》中也谈到某诗人“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 ，他虽为乐天稍作辩解，却“谓昭谏无论已”，可见在清朝，罗隐诗歌地位极低。而将白居易罗隐并提，和罗隐被嫌恶，则是针对罗诗的议论化与俗化倾向承袭了白居易。有的探讨宋诗之弊，归结为唐末诗风“直遂”，罗隐则是唐末诗人中生发宋诗弊病的“主要分子”。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便谈到：“又问：‘唐诗亦有直遂者，何以独咎宋人?’答回：‘世间龙蛇混杂，诚是淆讹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温李，皆在起承转合规矩之中，唯少陵一气直下，如古风然，乃是别调。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气，昭谏益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