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名远播的江东才子

诗名远播的江东才子

　　单论及诗歌上的艺术成就，在万紫千红的唐诗人百花园中，罗隐只能算不太耀眼的小花一朵，在对后世诗人创作的影响上，罗隐诚然不能与李商隐等大诗人相提并论，但罗隐作为一个知名的唐代诗人，也广泛被后人认识接受和评述，是有其实力的。罗隐是唐末寒俊诗人群体中相当有代表性的一员，又集丰富的人生阅历、过人的才气、聪颖的悟性和比较深刻的思想于一身，他的诗作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古至今，学习罗隐句法，借鉴罗隐诗句的不计其数。时至今日，连xxx都还在中纪委二次会议上引用过他《夏州胡常侍》中的诗句“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告诫执政人士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于罗隐在唐以后的接受、影响、地位和评价，也是人们所想要了解的，本文拟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宋时的罗隐接受

　　相对来说，宋朝记载罗隐资料较多和贴近史实，且罗隐对宋人的影响比后代要来得直接、明显。故先以宋为主，分朝横向论述。

　　唐末寒俊诗人身陷社会和个人的重重困难中，产生了大量冷眼观世、直面人生议论性强的诗句，它们对宋人诗歌表达方式起了作用。具体说，是对宋代诗歌的议论化倾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罗隐作为唐末寒俊诗人群体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员，创作了不少直抒胸臆、愤激议论的诗作和婉转说理间接讽世的咏史咏物诗，这也曾影响到宋诗中的“白体”。

　　罗隐等人的议论化诗作之所以能对宋诗议论化创作倾向产生影响，自有它的原因。钱钟书先生曾说：“(诗人)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1]如果我们将整个唐诗比喻为人的一生，其晚节自然为晚唐，尤其是唐末，其深沉思虑来自唐末诗人痛苦的精神生活，诗歌的表达方式亦适应深沉思虑内容的需要，由写景抒情转变为以议论手法警快言理，直抒“思虑”。罗隐出身不显而心气甚高，却郁郁不得志，面对黑暗现实和自己的坎坷际遇，他的感触太多，有时文思如泉涌。作为一个工诗能文之士，很多时候，这些只能诉诸于诗句，在诗中抒发时世激愤和人生思索。他创造的议论化哲理诗也就成为唐诗主体风格外的别调，并直接引发了“宋调”。唐末社会的颓败，它的不可挽救的危机状态与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势有相通之处，故宋代文人的忧虑多思亦如唐末诗人，亦倾向于诗中直抒思虑。再则以意象艺术为主要形态的古典诗歌，经过初、盛、中唐诗人的耕耘，到晚唐前期李商隐时代已高度成熟，唐末诗人沿此路走下去已难有所为，不如另辟新路，大写议论说理诗，从而为宋人开启了驰骋才思的新天地。

　　在创作手法上，宋人继承仿效罗隐等人的诗歌议论方式。罗隐诗歌的议论方式灵活多样，有完全不用意象的直接说理，有部分使用意象和一段史实的间接说理。直接言理的议论，似乎有些枯燥无味，而且诗史上确实已堆积有大量的玄言诗、偈语诗这类宣传说理之作，但罗隐直接言理的诗作，因为是自己生活引发的真切感悟，而这种感悟又包含能激发读者共鸣共振的思想内涵，便不显枯燥，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系在旅途中奔波时感触身世而发。“须信祸胎生利口，莫将讥思逞悬河”[2]则是来自生活中的经验总结。间接言理诗作有的由于有意象的参与，较容易形成既具形象性又具概括力的艺术境界，使读者在欣赏意象中领悟其中的哲理，获得“理趣”，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3]。有的从熟知史实入手，变个角度认识，翻发新意，令人深思。“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4]。宋代议论诗中，直接说理与间接言理者比比皆是，直接言理者如“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5]、“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穷”[6]等等，间接说理者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7]、“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8]、“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9]等。

　　唐末以前，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已开始以议论入诗，开启“宋调”。唐末诗人继之而起，发展了这种写作手法，对“宋调”的形成起了更直接而明显的促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