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教育功能弱化与学校职能扩张

　　家庭教育功能弱化淡化了父母的教养角色，导致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缺场。家庭教育功能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教育责任的转移。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促使教育责任由家庭过渡到专门的教育机构，如吉登斯所说的“专家系统”[9]，原本属于家庭的教育责任由此转移出来。此时，学校便自然而然地承担起绝大部分的家庭教育责任，家庭教育功能随之淡化，这在乡村地区尤为凸显。二是家庭在学校教育中的缺场。随着乡村社会不断被卷入市场化的浪潮中，乡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规模不断扩大，父母难以履行其应尽的职责，家庭从此缺场；乡村教师则在大规模城镇化背景下成为乡村少年的“监护人”，乡村少年父母的“替代者”[10]。

　　随着家庭教育责任的转移，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行政部门对乡村学校的管理不断加强，传统学校单一的教育教学职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需求，由此带来乡村学校非教学职能的扩张。一方面是基于大规模“撤点并校”以来乡村寄宿制学校大量建立起来的现实情况，乡村学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教学以外的职能，乡村少年的教育工作几乎全部转移到学校手中，以教学见长的乡村教师已无法再仅仅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寄宿低龄化、留守儿童规模扩大的趋势，乡村少年的心理健康、安全教育和日常监管等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相关责任和具体工作则落在乡村教师的肩上。乡村教师职业角色的单一教育学内涵发生改变，意味着乡村教师要承担更复杂的工作和更广泛的责任，乡村教师作为乡村少年监护人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

　　三、缓解乡村教师角色冲突的路径探析

　　角色冲突作为影响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因素，能否得到有效缓解，直接关系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成效和乡村教育的质量。基于以上对乡村教师角色冲突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对乡村教师角色冲突的缓解应着力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促进乡师互动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方面要加强教师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凸显乡村教师的乡土性。通过加强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促使其回归乡土，从而强化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是缓解教师局内人与边缘人角色冲突的有效途径。一是鼓励乡村教师走进乡村社会生活。乡村教师应从自身作出改变，积极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当地乡民的生活风俗，与此同时积极探寻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相互融合的可能路径，密切与乡民的联系，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二是完善相关教师政策，促使乡村教师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之中。通过广泛参与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不断强化自身的参与感与归属感，并不断深化对乡土文化的认知，利用乡土文化为自身增能，逐步实现乡村教师职业身份的乡土转换，凸显其自身的乡土特性。

　　另一方面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促使乡村教师扎根于乡土。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步伐，为乡村教师创设更为宜居的生活环境，并在子女教育方面提供相关政策倾斜，从而促使乡村教师主动回归乡土。一是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均衡发展，改善乡村教师居住环境。通过完善乡村环境治理，健全医疗保障体系，推进乡村信息化的发展，不断强化乡村教师“向村性”的心理倾向[11]，切实改善乡村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增强乡村教师的归属感。二是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乡村教师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在政策供给方面积极向乡村教育倾斜，在子女教育、生活条件等方面给予更为有效的政策性支持，促使乡村教师以主动的姿态融入乡土，扎根乡土，从而有效化解其局内人与边缘人的角色冲突。

　　（二）增加师资供给与厘清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权责关系

　　一方面是增加师资供给，减轻乡村教师教学性工作负担。乡村学校专任教师不足导致教师教学性工作量大，教学负担过重。基于此，通过多重举措增加师资供给，为乡村学校配备足额教师，是减轻乡村教师教学性负担的有效途径。一是增加教师编制，按需配置教师。在编制核算方面，需要结合乡村学校学科教师配备情况、学生数、班级数以及乡村教师的实际工作量确定合理的编制数量，保证为乡村学校配齐足额的专任教师，使学校教师的教学性工作量保持在合理水平，进而缓解乡村教师的教学性工作负担。除此之外，应对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普遍短缺的事实予以高度关注，在教师编制方面给予一定倾斜，以此吸引更多音体美专业或具备音体美素质的专任教师投身于乡村教育工作之中，减轻乡村教师因专业不对口造成的教学无力感。二是培养“一专多能”教师，增加全科型教师供给。乡村学校数量多、规模小、位置偏的现实境遇和师资紧缺的现实问题客观上需要一批“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能扎根”的乡村全科型优质师资作为支撑。“一专多能”教师的培养是解决乡村学校师资短缺的有效路径，增加全科型教师的供给有利于解决当下乡村学校存在的教师学科配置不对口的问题，平衡因专任教师不足所造成的教师教学性负担沉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