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一样，韩孟诗派的其它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诗风的审美取向。韩愈弟子皇甫湜认为：“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 (《答李生第一书》)“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也，未以文言之失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 (《答李生第二书》)明确宣称求奇逐怪、标新立异乃在于“不朽”;孟郊声称自己为诗“孤韵耻舂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卢仝自谓“近来爱作诗，新奇颇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寄赠含曦上人》);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在诗文创作中大量引入僻字、生语，以创建冷艳孤峭的诗风。以上诗人注重在苦吟上下功夫，追求诗境的怪异，从而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诗学主张，强化了其诗派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唐代之后，宋元明清诸多诗人、文论美学家也认为诗歌的生命就在于对前在语言的变更与革新，在于“语前人之未语”，给接受者带来奇特的、与众不同的“变异”美。他们对诗歌创作中的尚“奇”与诗语的“陌生”追求极为感兴趣。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叙二》)

　　然须跳出窠臼外，时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则为人之贱仆矣。(元，陆辅之《词旨》)

　　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四)

　　前人未曾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开发言之，故贵乎其有是言也。(清，叶燮，《与友有论文书》)

　　上述引文，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文学创作中这样一种追求：不尚古，追求推陈出新。可见，“脱窠臼，标新异”是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家与文论美学对诗的理想境界的经营目标。

　　第二节 “奇”、“变”、“新”、“惊”：“新奇”诗论之表征

　　一.追“奇”崇“变”与“时标新意”：从形式与内容看“新奇”诗论之表征

　　作为一种诗学技巧和诗学的思维模式，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中的“新奇”诗论首先表现为对外在形式的追“奇”崇“变”，强调以形式的可感性来获得接受主体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因而也将其主调定格在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上。这种突显诗歌艺术美学的传统诗学精神，而使得古人更多地关注诗语的“奇”、“异”、“变”。

　　唐代诗僧皎然，极为注重诗歌艺术的“变”的思想，在对陈子昂“复古”思想进行批评，认为陈诗过于注重复古而疏于变化，致使诗歌创作流于质实板滞。在《诗式》卷五中，他明确指出，陈诗是“复多而变少”：

　　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日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又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夫若变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后辈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

　　在皎然看来，诗歌创作中的“复古”与“通变”是相辅相成的，如只“复”不“变”，其结果便只会是陈陈相因的“相似之格”，甚至会令人“思扰神沮”。

　　以“变”为其诗体评价的主导倾向，皎然对晋宋之际谢灵运的诗作极为推崇，一再认为谢灵运“所作诗，发皆造极，……真在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容，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他之所以欣赏谢诗，主要就在于其所作是“诗之变也”。另外，皎然批评沈约“酷哉八病，碎用四声”,对沈佺期、宋之问在律诗上的贡献高度评价，认为他们是有唐以来“律诗之龟鉴”，其诗为“诗家射雕手”，究其原因，也在于沈、宋诗“复少而变多”。(《诗式》)可见，重“变”的思想在皎然的诗论中是一以贯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