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监视居住的决定权和执行权配置不合理

　　新修订的刑诉法第72条规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知，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只有监视居住的决定权，却没有监视居住的执行权，监视居住的唯一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有人建议将“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修改为“监视居住由决定机关执行”。理由是，虽然现行刑诉法规定公安机关负责监视居住的具体执行，但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决定监视居住的，由于公安机关警力有限以及检察机关办案需要等原因，基本上是检察机关自己执行。但反对者认为“考虑到监视居住的执行主要在基层，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一直设到社区，民警每天工作在社区，而检察机关在社区没有派出机构，检察官的职能和警力也决定了难以对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做到全天候监督。”

　　笔者认为，监视居住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应当分离，交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这样有利于权力之间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决定适用监视居住的案件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执行。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将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分离，保证执行机关的中立性、公正性，还可以根除监视居住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等现象。对于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考虑到此类案件侦查的时效性和紧迫性，多数案件在侦查前期还需要保密，为了保证侦查的顺利进行，应当规定此类案件由检察机关自己执行，但对检察机关的执行程序要严格加以规范，如可以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必须对执行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保障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

　　(三)监视居住期限规定不严谨

　　新修订的刑诉法第7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此处的“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该如何理解，是指公检法合计决定执行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还是公检法单独可以适用的最长期限。按照《刑事诉讼法解释》第75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6条、第70条的规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及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原来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对于符合条件需要继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要重新办理手续，重新计算期限。这样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的规定，就变成公检法各自采取的监视居住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实际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执行监视居住的期限时最长可达十八个月。

　　笔者认为监视居住的适用期限不宜过长。首先，“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从诉讼及时的角度考虑，时间过长容易使监视居住成为司法机关延长诉讼期限的手段，不利于督促司法机关及时办案。其次，使被监视居住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这违背了迅速、公正的审判原则，侵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对被监视居住人来说也不人道的。最后，短期的监视居住可以有效缓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严厉性，预防变相羁押的发生。综上，对“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的理解应为，公检法合计决定执行监视居住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

　　(四)监视居住手段存在隐患

　　新修订的刑诉法第76条规定：“执行机关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有学者认为“被监视居住的人绝大部分属于本应逮捕但有特殊情况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险性，有些还有妨碍侦查的可能。因此，进一步加强对监视居住的监控力度很有必要。” 但也有学者指出，将电子监控、通信监控等列为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是一把双刃剑，如执行机关能够正确理解和适用则是打击犯罪的一柄利剑，反之则可能演变为侵犯人权的一把凶器。

　　笔者认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确有必要规定新的监视居住方式，但对监视居住方式的适用要加以严格限制，根据案件性质，被监视居住人的社会危险性及可能违反监视居住禁止性规定的程度，决定采取的方式。“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遵守的规定可能性较大的，就应采用直接、持续、主动的方式;而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可采用间接的、温和的方式进行监视。” 而且要根据监视居住的场所决定监视居住的手段，对于在被监视居住人的住处执行的监视居住，如果住处有其他人共同居住生活的，不得采取电子监控，因为这样势必侵犯共同居住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如果被监视居住人住处内没有共同居住人或者其没有固定住处，而是在指定的居所被监视居住的，则执行机关可以根据需要采用电子监控措施，但这种措施也只能对被监视居住人的日常行为进行监视，不能侵犯其享有的与侦查犯罪无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