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可能有碍侦查”的判断标准不清

　　新修订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此，有人担心“可能有碍侦查”会被曲意利用，演变为莫须有的一种“口袋理由”，被决定机关和执行机关滥用。

　　笔者认为，上述担心有一定道理，但要全面看待这一问题，监视居住制度的设计既要保护人权又不能废弃打击犯罪的目的，如何做到两者兼顾是对司法者智慧的考验。以检察院办理自侦案件为例，此类案件主要靠言词证据证实，取证难度大，在案件尚未突破并获取一定证据的情形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可能有碍侦查”作过于严格的限制，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行为。当然，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要加以细化、规范，比如明确规定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包括：一是同案犯罪嫌疑人没有到案的;二是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自杀、串供或者隐匿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的。如此，则能够实现监视居住制度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的双重效果。

　　注释：

　　1 陈卫东：《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136—137页。

　　2 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3 孙谦、童建明：《新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应》，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4 参见《直面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迎接新刑诉法实施——“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座谈会”综述》，《检察日报》2012年3月27日，第3版。

　　5 陈卫东、高通：《从六个方面重塑监视居住制度》，《检察日报》2012年4月4日，第3版。

　　6 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第31页。

　　7 吴桂富:《两点立法建议解监视居住难题》，《检察日报》2007年7月13日，第12版。

　　8 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人民检察》2012年第8期，第32页。

　　9 杨旺年：“关于监视居住几个问题的探讨”，《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