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的南北宗论是另一个受到禅宗重大影响的审美思想。明董其昌在《容台别集》卷四《画旨》中有如下论述：“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辅，以至马(远)夏(硅)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躁、荆(浩)、关(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以至元四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壁画，亦云：‘吾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董氏以禅宗的北渐南顿，来分画为南北宗，其要旨放在所用工夫的顿渐，而不在作者籍贯的南北，所以他明确地说：“但其非南北耳。”《画旨》中喻巨然、惠崇两人为：“一似六度中禅，一似西来禅。”又称李夫人道坤“如北宗卧轮偈”；谓林天素、王友云“如南宗慧能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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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氏分宗说，主要来自他以“淡”、“天真自然”为宗的主旨。他认为，山水画至王维而发展到了“淡”到了“天真自然”的境界，他引的对王维作评价的四句话：“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即是淡和天真自然的写照。董氏标举的淡、自然，都是禅宗及魏晋玄学中的观念，也是山水画得以成立的基本观念。他推崇这一观念为山水画的正宗。而贬斥重彩色、重精工的另一派。唐张彦远将“自然”高置于神妙之上，黄休复亦以逸品置于神品之上。董氏的所谓南宗，实际继承了自然逸品的系统，而所谓北宗，实际系张彦远的“精”，张怀罐、黄休复的“能品”系统。重自然、重逸、重神而不重精、能的艺术思想，自此成为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创作中不可动摇的正统性主流。

　　二、历代画论及艺术实践史中的禅宗思想

　　从东汉至六朝的500年间，是佛教大规模发展的时期。佛教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进入艺术审美的思想体系，直接影响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绘画名家如顾恺之、张僧鹞、陆探微、宗少文四人都相当虔诚的笃信佛法，喜欢结交高僧，经常为佛寺绘画，其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张僧鹞首创没骨画，对后世的影响巨大。陆探微变古体而开新法，包前孕后古今独步。宗少文则遍通山水人物花鸟技法，为后世拓宽了绘画领域。而顾恺之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超越了前人。后世称其画“虽写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云上，不可于画图间求”。

　　唐代太宗、高宗至武后数十年间，天下升平，国力强盛。佛教进入繁荣时期，举国尚佛，虽妇孺也不甘落后。武则天因仰慕禅宗五祖的弟子神秀(北宗创始人)禅师之名，派遣使臣礼请入都传法，并且带着中宗、睿宗亲至郊外跪迎，封神秀为国师，在皇城内建寺供养，朝野景仰。每到说法时，会聚数万听众，人们都以能听到禅师说法为荣。神秀圆寂后，都邑倾城为之送殡，唐代的尚佛之风可见一斑。

　　这股汹涌澎湃的禅学洪流，也直接冲击了画坛。造就了一位划时代的名家，即泼墨山水的创始人王维。王维号摩诘，太原人，世家礼佛，开元进士。进入宦界后，闲暇时常常去禅寺拜僧论道。先后听神秀(606—706)、普寂(651—739)、义福(658—736)等诸禅师讲法，按照佛法要旨，修持禅法，后来预知大限安坐而终。

　　王维对禅学的体悟，直接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上，他的文章诗歌，澹远空灵，深邃的禅机流露于字里行间，且能将诗意禅机入画，又能以画表禅。因此创作了不问四时“雪里芭蕉”式的写意之作。王维在山水画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其画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水墨渲染的画法；二是空寂的意境。他一改过去画山水的钩研之法为泼墨渲染，使山水画由此耳目一新。并著有《山水诀》画论一篇，其中有句名言：“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深刻地体现出禅学思想。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赞王维说：“昧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其画中的诗，诗中的画，不是别的，而是禅的境界，禅的感悟。明代董其昌尊王维为南宗山水画的始祖，文人画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