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赵荫棠《秦风〈蒹葭〉与〈黄鸟〉的对比》：

　　《左传》上常说的“良”不仅是表明才能，还暗示身份。其余一百七十四人何以见得是奴隶呢?我们仔细读一下，文公六年左氏《传》所记载的这件事的传文，就可以得到这种消息。该传文在“君子曰”以下的议论中，一则曰“众隶赖之”，二则曰“而又收其良以死”，“良”当然是指“三良”，那“众隶”还不是暗指那一百七十四人吗?众隶者，众奴隶也。一百七十四，而用三除之，则得五十八。这五十八就是“三良”每人所带领的奴隶数目。《周礼·夏官司马》云：“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我们把五十八这个数目用二十五除之，则得二余八。这“二”显然是“两”数，那“八”又是什么呢?无疑的就是“士”之数。《周礼·舆司马》适缺，但《行司马》下有这样的注释：“舆司马当上士，八人。”由此可知一舆之中有八个舆司马是上士。我们再把二十五用二乘之，再加八，则还原为三良每人所带领的奴隶数五十八。由此可以证明三良之所带领者，从舆的编制说起来，就是一舆(由两个“两”合成。每“两”二十五人，再加四个士)，一舆之中的成员就是五十个奴隶加八个士(是上士或是中士倒没多大关系)。“三良”，《左传》云：“子车氏之三子……”子车，史记作“子舆”。那么，子舆当然就是舆大夫……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为秦穆公殉葬的一百七十七人之中，包括三个大夫、二十四个司马和一百五十个舆人。由此更可知春秋时代的舆人，确确切切是奴隶的总称谓。

　　这就证明了三良和其余人的身份。既然舆大夫自愿从死，他们的奴隶自然也会被迫下世。况且秦国就有殉葬的风俗。穆公之前的武公就曾以人殉葬，“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以秦穆公国君的身份，死后殉葬符合当时秦国的现实情况，而且殉葬的标准比较高。

　　祝中熹说：“人祭、人殉在商代最为盛行;嬴秦和殷商同属鸟图腾部族，族源与民俗都十分接近，故在春秋列国中秦国的人祭、人殉传统不但突出，而且延续最久。人殉又可析分为两类：一类是杀殉，即将殉者残酷杀害后埋入墓中，此类殉人多为仆役阶层;另一类是所谓‘从死’，即殉者自愿以死相随陪墓主到冥世去，继续为墓主服务，此类殉人多为墓主的妃妾及宠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两类殉人现象的实质是一样的，但在那个时代人们的理念中，二者却大不相同，‘从死’者甚至会认为能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与墓主共同生活是一种荣耀。两类人殉在埋葬位置、方式、规格以及随葬器物等诸方面，均有很大的区别，在考古实践中是能分辨出来的。”

　　三、两个君主

　　(一)秦穆公

　　秦穆公是否亲自下令让臣子殉葬，无从得知。笔者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以其他的资料作为旁证来做出推测，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虽然秦穆公好大喜功、

　　一意孤行，导致了秦军之战的失利，但是他还具备了当时大多数君主少有的优点。

　　1、善良的人性关怀

　　秦穆公曾经救助晋国度过饥荒之年，惠及晋国民众。

　　冬，晋荐饥，使乞与秦。秦伯谓子桑曰：“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十三年》)

　　野人食马，穆公赐酒更为人所知。

　　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吕氏春秋·爱士》)

　　2、勇于反省，知错能改

　　之战，晋军全歼秦军，晋国后来归还秦军主帅，秦穆公亲迎，承认自己的错误，厚待孟明等人。面对如此大的军事失利，秦穆公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让三军主帅充当替罪羊，但他主动承认是自己的失误，可见反省的巨大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