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杨善华认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提出与他对于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所盛行的“科技理性”的批判密切相关。然而哈贝马斯对于科技理性即其现代性后果的批判范式并不同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哈氏并未沉醉于“启蒙在何种意义上回退为神话?”这一永恒问题的纠结，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生活世界的研究之中。生活世界和系统，是哈贝马斯对社会整体的一个二重划分，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领域。生活世界又个体性的微观话语构成，个体话语实践的异质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多样性;系统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所构成的宏观框架，强调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存在。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主要在于生活世界中的异质性总是受到“系统”的影响，导致话语实践个体性的丧失。话语实践与生活世界，在哈氏看来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话语实践作为主体间的沟通，建构着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又构成话语实践顺利进行的背景。鉴于此，哈氏提出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恢复生活世界中的话语实践。为了建构理想语境，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有效性宣称”,作为一切交往情境中普遍有效的语用原则：

　　第一，“真理宣称”,即话语在认识论层面必须是外在客观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第二，“正当宣称”,即主体之间的交往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更应该遵循社会规范;第三，“真诚宣称”,主体的表达在形式上必须让其交往对象感觉到主体的真诚性。[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构的普遍语用学原则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认识，更追求一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有效性”影响，哈贝马斯的努力对于当代语用学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商务印书馆，2013.

　　[2]刘援朝。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J].语文建设，1999,(3)。

　　[3]张宗超。语言社会学初探[J].社会科学研究，1991,(6)。

　　[4]马戎。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5]Agnes Weiyun H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The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M].Edited by James Simpson. Routledge,2011.

　　[6]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Basil.Bernstein.Class,Codes and Control Theoretical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M].Routledge,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