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这种观点立足于广义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当代社会学研究中正在发生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交相呼应，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都可以看成这种转向的推动者，他们分别从普遍语用学、语言符号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的不同视角来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少杰(1999)、吴义平(2006)等学者。第二，运用比较分析法，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从而凸显语言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对象。

　　刘援朝在《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一文中，从发展历史，流派划分，研究对象等方面区分了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差异。第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社会学”下定义。例如，马戎(2004)认为语言社会学就是“通过各类语言现象的系统、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来分析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种族关系，各国和各地区文化交流变迁的一个领域”.[4]第四，立足于费什曼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均推动了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入手去研究语境的社会内涵，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祝畹瑾(2013)。

　　从国内外近些年的研究状况来看，“语言社会学”的研究正引起学界的关注。社会学领域出现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语言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启发社会科学研究者将语言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二，语言学研究转向应用领域，从对语音、音位、语义、语法等语言形式的层面转向语用的研究，关注生活世界和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语言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流派，并没有沿着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道路，将鼓励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等实体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深入生活世界的各个微观领域，探索社会中各种基于语言沟通的“关系”.

　　二、社会化语言的表现形式

　　当代语言学界也受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的影响，关注人们生存世界中的语言现象，但并没有全然接受哲学现象学的方法，而是把目光也投入到了“社会化语言”的研究之中。恰如语言学家Alvesson所强调，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交往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和系统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学者们立足于文本和语言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各自的学科。对于语言社会学而言，与其说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毋宁说是“社会化语言”这个概念。Agnes(2011)认为，语言社会化是当代语言学领域的正在发生的现象，这样一个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初学者(包括儿童、二语学习者、已有共同体或职场的新成员等)如何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被社会化为主流文化中的成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语言对初学者们进行”身份“的建构;第二，初学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使用语言，即语言应用和文化语境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第三，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点，在语言和文化的交融之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成长才得以清晰的呈现出来。”[5]

　　具体来说，福柯的“话语实践”、伯恩斯坦的“公共话语”以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化语言的社会学诠释。

　　(一)福柯的“话语实践”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概念是对“社会化语言”的一种诠释。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并不是文本的内容，“首先要将其理解为一种经验性的历史事件”,[6]杨善华指出，这样一种话语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同为结构主义者，福柯并没有沿着索绪尔的路线，热衷于共时态的语言结构，而是从历时态的视角去思考各个时代的话语叙事，强调“真理”实际上不是一种预设，而是各个时代话语实践的产物。

　　(二)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公共话语”

　　伯恩斯坦则把这种“社会化的语言”定义为“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具体来说，公共话语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特征：

　　·简单的语法;·连接词(如所以、那么、并且、因为)的重复使用;·祈使句和疑问句的频繁使用;·较少使用非人称代词(如某个、它);·陈述(主体)通常以暗示性问题谋求支持性回应;·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常常既是原因，又是结论，或更准确来讲，人们得出一个确定的说法的时候，其原因和结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习语的频繁使用;·极少使用象征的手法;·个体特征在句子结构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公共语言具有隐含的意义，这一点决定了语言的形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