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雅俗共赏的普遍追求必然导致雅俗相济。文人尚雅的习气从整体上提高了词的品位，冲淡了俗词的色情味和市侩气，不少俗词开始朝着情景交融、情韵兼胜的方向发展。同时，文人词也不断从俗词中汲取营养。事实上，文人向民间俗词学到的远不止这一点，还可以举出诸如代言体、问答体、铺叙、谐谑、讥讽等等。尤其是口语的运用，宋代词人大都写过杂采甚至全用口语的词。这才使得文人的词作不因过于典雅深奥而曲高和寡，从而走出书斋流入市井为人传唱。

　　另一方面，对俗词的批评与复雅的呼唤也渐趋强烈。最早提出“复雅”口号的是《复雅歌词》。这是一部大规模的以“雅”为标榜的词选。与此同时或稍后，又有曾慥所编选的《乐府雅词》。此后，以雅论词、以“雅”为词集命名，成为词界的普遍做法。一些著名的词论著作或文章，如王灼的《碧鸡漫志》、胡寅的《酒边集序》、詹傅的《笑笑词序》等，都对“雅”或“正”有所论述或涉及。以雅为词集命名的则有林正大《风雅遗音》、张孝祥《张紫微雅词》，以及长沙陈氏书棚刊行的词集丛刊《典雅词》等。到了宋末，词学家张炎的《词源》更提出了“雅正”的论词纲领，成为后代词论的规范。这与徽宗颁大晟乐悉禁俗乐曲和高宗下诏毁曹组词版等行政措施不无关系。但是政治的直接干预未必能令行禁止，俗词仍在流行，文人作词也多只求俗不伤雅。张山人、王彦龄、曹组、张衮臣等人诙谐滑稽的词风，可见一斑。

　　南宋中期，社会的相对稳定，朝廷的偏安政策，理学的定于一尊，都对文人追求清高雅致的生活情趣起了推动作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词坛上复雅、崇雅才真正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王普和姜夔先后上书倡雅乐、弃俗乐。文人中掀起一股“清真热”。与北宋的“柳永热”不同的是它基本上局限于文人的范围里。周词一版再版，并被奉为学词的不二法门。所谓“作词当以清真为主”，［①⑥］其实主要是学周词词的音律和典丽风格。姜夔在学周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骚雅清空的词风，以健笔写柔情而摒弃周词的软媚，从而盛行一时。《乐府指迷》记吴文英的论词四标准，其中三条都与复雅有关。吴氏曾主盟词坛，相当一部分词人深受他的影响。风气所及，词渐渐成为官僚和清客们的文学专利。民间的创作虽然没有消亡，但在文人的蔑视中很快地湮没无闻了。宋末元初，杨缵、张枢、陈允平等人纷纷结社订谱，分题咏物，相互唱和，无不以“雅正”为依归。虽然也写出了有质量的作品，但应社之作，难免为文造情，精雕细刻，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少清新自然之趣。张炎写于元初的《词源》是部划时代的词学专著，也为宋词的发展画上了句号。他以词学正宗自居，将雅正作为评词的最高准则，不但竭力排斥俗词、谐谑词、豪气词，而且连周邦彦、姜夔也不能尽如他意。这充分表现出此时雅词论的审美观念已相当狭隘并趋于贵族化了。张炎只推崇“清空骚雅”的风格，他自己及周围词人的不少作品因刻意于深隐而由含蓄走向晦涩，令人费解。虽有遗民在元初寄寓黍离之悲的苦衷，但以此去评论前人，就会时时流露出艺术上的偏见。张炎强调“词以协律为先”，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词律趋于严整化、规范化。他探讨句法、字面、用事等技巧，提倡“深加锻炼”、“句句高妙”。这些努力对提高词的艺术性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过于森严的法度，也使词体趋于凝固及僵化。张炎、沈义父等都强调作词“难于诗”，似词是艺术之巅。但越是把词说得高深莫测，就越失去创作与流传的动力，也越失去继续发展的生气。从本质上说，词既是一种以文本信息形式存在的、可列入大业盛世的“文章”，又是一种可随意弹唱玩耍的微不足道的“末技”。作为“文章”之一体，即以文学为载体，有一定文采或一定意义的文本。小词本来可以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或至少是不应妨碍“大业”和“盛事”的东西，但作为一种主要是供消遣用的“伎艺”，尽管它具有“文章”的一切要素，却不但不是什么“大业”和“盛事”，反而与酒、色、玩等因带有一定艺术意味而一向为士大夫们所钟爱的“玩艺儿”相同。所谓“声色犬马”，将“声”列为首位，正是把包括带有某些艺术习性的歌曲尤其是流行歌曲在内的视听艺术看作是罪魁祸首的意思。宁宗时的耐得翁在《都城纪胜》中说唱词“今瓦市绝无”，也许不免夸张，但唱词多局限于朱门深院和文人书斋之中、词不再是流行歌曲已成为事实。词成了带有古典色彩的精英文化，它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扩大了，变为只受少数文人雅士玩赏的艺术品。加之前文所述的词乐分离的结果，在张炎与南宋遗民之后，词便完全成了一种纯文学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