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师生冲突和矛盾，主要包括教师内部、教师和学生之间及学生内部的冲突。

　　首先，以教师文化或者组织机构为主导的校园文化总是规定着学校的价值系统和传统，但在教师内部会因其对资源的占用、学校机构的规则和纲要、相互权力关系而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层，进而形成对象征形式的不同接受。

　　其次，教师群体存在自身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经验形成自我概念，包括对自己的认知、对教育内容和方式的认知，以及对教育对象的认知；学习者也会类似地形成自我概念和对教师的认知。而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象征建构策略运用失当时将无法协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的师生关系，保证涵化的过程的可实施性，[10]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再者，学生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次级文化具有与母文化共同的特征和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联系的。但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学生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那么，对学生中存在的反校园文化没有及时纳入涵化过程直接导致了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平庸化。反校园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特征学生对校园中教师权威和对后象征文化作用力的排斥，[11]因为当今校园过分强调竞争和个人主义而忽略了一个事实:人只有在团队中有所贡献而获得尊敬时才能取得尊严感并对团队产生归属感，进而为涵化过程提供阵地。如“黑丝袜”对审美的“独特”品位，校园文化濡化功能的弱化可见一斑。

　　2.以课程文化为结点而形成的校园文化冲突。课程文化要体现当代文化和课程本身的文化，并以教材为媒介以教师为代言人向学生群体传递。

　　作为教材制作者之一出版商以市场为驱动力，以赚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对教科书的复制而非创新将严重脱离当代文化。[12]学校组织机构对课程从社会敏感问题的视角、多元文化系的文化冲突解决、性别歧视、学术前沿问题的争议等多方面进行甄别和控制，局限了当代文化模式下的学习者对学科的兴趣和个性化要求。而教师作为课程的绝对主体和执行者，一方面对着拥有网络象征媒介的学生接收群体，一方面运用舆论营造技术推出的商品化教科书，为确保濡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以及为隐性课程的进行提供可靠空间，会坚持触及前沿的学术争论并尝试从学术、学科的专业解读社会敏感话题和多元文化冲突，以增加课程凝聚力，而在实质上为前象征文化在校园文化中开辟了一方阵地。

　　3.以学校组织机构为终端的校园文化冲突

　　学校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具有其独特的意向和行为方式。对于学校在文化变迁中所从事功能的不同解析通常会使教师和行政机构的矛盾上升为教师文化和组织机构文化的冲突，进而引发整个校园文化发展的不同趋势:行政文化指引下的校园文化趋势和教师文化主导下的校园文化趋势。在组织机构文化为主导的教师文化控制下的校园文化中，学校组织机构通过教育评价机制中师德考核标准的建立实现对教师文化的控制；而在组织机构文化影响下的以教师文化为主导的校园文化中，教师群体通过民主评议对组织机构的行政方式进行监督，从而引导整个校园文化。

　　组织机构文化与学生文化之冲突突出反映在反校园文化的形成。前者处于主导校园文化的目的隐喻或显现出传统的价值观念，而后者作为次级文化在对校园主流文化进行价值延伸的过程中，也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向主导地位的意义系统妥协或站在其对立面，从而使自己群体的处境更有意义，并建立主流认同感和自我认同感。反校园文化不仅仅包括小众的抽烟、喝酒、穿“吊带黑丝袜”，它泛指学生群体因为身心特征、同伴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多元文化和网络等的影响而形成的不同于占主导的以儒学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的次级文化。但不可否认，作为次级文化，反校园文化仍可从其母文化追根溯源，以寻求未来文化整合之路。

　　另外，由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导致两代同堂社会单元体系的建立和稳固。文化从后象征文化经过互象征文化，已经初露出前象征文化的端倪，这在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模式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的间接的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建设。

　　三、校园文化建设原则

　　当代文化模式是传承和创新的结合体，亦如当代的校园文化。校园群体浸润其中，并承担着进一步的传承和创新任务。因此，对中国当代文化模式中传统文化精华的强化，对多元文化前提下中国文化模式的反思，将会进一步促使校园主体在文化变迁中科学世界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