榔树下，“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下无寒泉，然亦未宜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而居，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货矣。·一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苏轼文集》卷五十五(与程秀才))苏轼依旧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地结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又有陶诗杜诗可读，日子也就将就过了。他依然保持了乐观旷达的精神，他把贬滴地澹耳当作修道养生的乐园，用超俗的眼光看待一切，苦地也就成了天堂。
    苏轼被贬时期，特别是晚年经历了岭海滴居漂泊，使他更深人地接触到了下层的生活，了解人间疾苦，增强平民意识，与黎民百姓休戚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情感。在澹州的三年，生活虽然倍极艰辛，他不但不见“衰惫之气”，反而敷扬文教，在蛮荒之地传播文明文化，改变当地的落后风俗，与当地黎民结下深厚友谊。他使当地有了琅琅的读书声，并培养了海南第一位进士。他为增进黎汉团结，播迁中原文明，海南风俗的开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也因此更加旷达乐观，洒脱豪迈。
    苏轼虽然屡遭打击迫害，丢官被逐，始终能自我调适，随遇而安。然而，苏轼自始至终并未苟且偷生，消沉遁世，而是很好地融人人间天地，诗文创作显示他的豪迈从容，给所贬之地带来文明教化，为当地人民所崇敬热爱。这应该是儒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精神与佛道忘我无我、空静澄明的境界相互杂揉融和的结果。苏轼的精神魅力，正在于此。苏轼被贬三地的功绩，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