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料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已然能吟啸迎风雨，大有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坦荡胸怀，如此壮志豪情，又如此超然不羁，竟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其实，苏轼的这种精神一直是有儒家积极人世的理念支撑着的，即使是他刚从狱中走出，初到黄州时，也未曾放下过这个理念:“吾挤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懊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至今读来仍振聋发馈，令人肃然起敬。一个逐臣犯官竟能怀如此忠义之心，足能得见苏轼人格的伟大。
    一场大的灾难，一次心底最深刻的自我剖析，让苏轼成熟了，正如余秋雨先生在《苏东坡突围》中的评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三咏赤壁的千古绝唱就此诞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尽了他上的落寞，但读来却让人倍感豪放，全词气势恢弘，苍凉悲壮，化千年为一瞬，唯江月是永恒，这是苏轼发出的强者的壮音;前后《赤壁赋》则更多地表现为人生的哲思;《前赤壁赋》假托客言写人生之悲，又以庄子之齐天人、齐物我自我宽解，令人叹服;《后赤壁赋》中的道士化鹤过舟，真有随缘任性，清明无尘的仙人之境，其实道士、鹤已与自己融而为一，达到了“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进退自如境界。
    黄州的滴居生活使苏轼由锋芒毕露转为厚重的成熟，他已经具备了沉静处理政治打击的能力。绍圣元年(1094)，朝廷又以苏轼起草制浩“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先贬英州，接着，短短一两个月间，他先后接到贬滴诏令五道，最终落建昌军司马，贬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条件比黄州还要差得多，一向被视为陷恶军州，贬滴至此地，往往就不能生还了。即使超然旷达，随缘任命的苏轼也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忧虑。然而他的到来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使他这颗受伤的心备受感动。所以，乐观的苏轼面对骨肉分离，万里投荒，依旧能豪迈赋出“暴雨过云聊一块，未妨明月却当空”的诗句(《慈湖夹阻风五首》)。惠州的民风淳朴，风光秀美，民众的热情好客，使得苏轼唱出“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美丽诗句(《食荔枝二首》)。他的心境也更加空明清净:“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叶窥佳蹲。”(《十一月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他甚至想终老于此，自己“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惠州的评价是“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贬地俨然又成了乐土。
    这期间他并没有沉溺于释道出世思想，儒家济世精神依然起着积极的作用，他心地仁厚，爱民如子，孤忠思想使他不能无视人民的疾苦，不在其位而尽其可能地谋其政。在寻僧访道的同时，他积极通过各种关系和自己的影响为人民谋取福利:建水磨坊，推广插秧工具秧马，舍药救民，掩埋露骨，而后又建议惠州官员建营房整肃军纪，建议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应各从其便，并协助策划修建了惠州东西二桥和广州自来水工程。身为犯官而能如此，苏轼为民可谓弹精竭虑，千古难求!
    同时，他以佛老修身养性，破除人生的执著，追求人生的大彻大悟，不再局限子人生一时的得失，他要彻底放下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名僵利锁，回归本真状态。虽然这一切出于人生的大起大落的辛酸，但也确实使他得到了超脱，佛老思想一度上升为他思想中的主流。
    苏轼再次遭难与此期写的一首诗有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当时的宰相章谆看了这首诗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滴到了海南澹州，“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因诗三次得祸，却依然“不知悔改”，他在给苏辙的信函诗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然而苏轼这次是真的居无定所，衣食不继，从官舍被逐出后，只得与幼子苏过露宿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