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之于《韩非子》中”卫人嫁其子“之意，兰芝被遣亦返其物，均可证此点。对于出妻之举，使者代表男权集团，宾主相接，有一套程式化的套语辞令，使者说：”寡君不敏，不能从而事宗庙社稷。“主人对曰：”寡君固前辞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须以俟命。“这是诸侯的使臣辞令，士庶的使者辞令与此大同小异。但引人注意的是，这全然是一套程式化的辞令，完全不关出妻之真实因由，使者既不说，主人亦不究。”使者退，主人拜送之“.显得逆来顺受，有始有终，情致款款。

　　男权集团根本不向被损害的妻方谈及实质性的出妻的理由和原因。妻方也默契地接受被出妻的事实，她们也根本不向男权集团追问，宾主在温文尔雅的款款情致和特定的典仪程式中完成了对出妻的事实认定。

　　二、《孔雀东南飞》全面、生动地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出妇礼俗制度

　　(一)一幅古代出妇礼俗的风俗图

　　《孔雀东南飞》中保留有古代出妻礼俗的多方面的丰富印记。兰芝是按出妻典仪被遣归的，长诗中的大量篇幅其实是铺陈这些礼仪的，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由于不了解特定礼俗，因此诵读有关文字不能真切领会。

　　当焦母明确作出出妇决定时，焦仲卿始而欲其母收回成命，但终未果，夫妻于室中泪眼相对，兰芝说：”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据出妻之礼数，出妻返其妆奁，使合其女主人身份。兰芝所言绣腰襦、红罗帐、箱帘等等，皆为其私物，今被出，依例当随身带走，焦家亦会容允之。故兰芝特提出留给焦仲卿，”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若非如此，兰芝如何有权”自专由“?”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写出了兰芝光彩照人的美好形象。她容貌美丽，风华绝代，端庄淑雅，自尊自爱。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仪礼的符号象征意义。女子妆成出嫁，同样亦盛妆”来归“.这是合于她们依礼数应予享受的女主人的身份规格。(庸常生活中也许比较淡化，但在特定情境下，人的身份往往以符号象征的方式被确认、强化。)然而这是她们以牺牲一生的幸福为代价换来的瞬间的美丽的权利。

　　另，按中国古代嫁娶风俗，男女结缡，新妇入门，时辰是晚上，盖女主阴，夜晚亦属阴，夜晚迎入，不犯阳也。至于出妇的出门时辰，尚未见到明确的文献记载。兰芝天未亮即起治妆，妆成而去堂上拜别焦母，出门登车而去，这时应是日出之后，白天之中---这或许就是古代出妇出门的时辰，抑或是出妇出门的时辰不如迎娶时那么有特别的讲究。

　　兰芝谦卑地告别焦母：”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些话是何其得体有分寸。依前文所述古代出妻之典仪，兰芝的卑辞应该有仪礼的性质，其理由如次：其一，这番话是礼数规定中必不可少的;其二，其所表述的内容---当初女子出嫁时，其娘家曾有谦词语于前来迎亲的.使者，出妻时，则会重新提起当初的谦词：”某之子不肖“云云。兰芝此处告语，一本乎此。按礼俗，焦母亦当奉以必要的套语。然而她没有这样做。”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由此可见她对刘兰芝的怨毒之深，同时亦可见出焦母的罔顾礼节，粗鄙蛮横，毫无长者风度，可视为暗含着诗作者依据仪礼对于焦母的批判态度。

　　兰芝并没有违反七出之制，而焦母只因为要给焦仲卿娶进”大家子“就无视出妇礼制出归兰芝，这在前面已作论述。无视礼制是焦母为了遂她的贪欲，罔顾礼节则是合乎她身份地位教养的”小人绝交“的本来表现。即使根据出妻礼制，焦母也是一个被否定的形象。

　　(二)仪礼面具后面的真实人性

　　前文我们已揭示了古出妻典仪的文字是纯客观的记叙，不涉及感情因素，而一旦我们摘下仪礼的面具，其情感的宣泄便如骤雨狂风，不可遏止。”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与亲人晤对，兰芝放下了矜持，表情神貌失态，进退举止全然不顾礼仪法度。”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古代妇女出嫁，出门前，母临别语为”往矣!善事尔舅姑，而贰尔心，无敢回也!“[5]因为回来便是被出妻了。兰芝现在不请自回，显然是被遣归了。《礼记·杂记》中所述主人之应对卑辞自抑，并且”使者退，主人拜送之。“简单的文字背后深掩着多少屈辱、毁灭、悲哀和痛苦!《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被遣返及至到家宾主相接时，似乎不见使者，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本来有使者，只是没有提及，这是一种很平常的文学手段;第二种可能是本来就没有使者，以焦母的无视礼节的做派，这也不足为奇。但诗中明确叙及兰芝是坐车遣返的，古代妇女出嫁循礼规定，是坐车前往的，出妇礼仪与出嫁相对应，也是坐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