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多数高校的文学理论课都只开一个学年，学时一般在 108~144 之间。如此少的学时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教师往往顾到了“面”却损伤了“点”.因此，笔者认为既然重视“面”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弊端，现在不妨以“点”的教学为主，而上面提到的四种教学改革尝试恰是这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手段。

　　三。

　　上文谈到文学理论课的学时问题。笔者认为理论课与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课毕竟不同，它们往往有明晰的脉络及真正值得研读的作家和作品。而理论课则没有尽头，或者说传授知识仅是它的一个职能，它更重要的职能是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这就决定了理论课的教学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倡一种贯穿四年的理论课教学模式，这样才能为下文提到的教学改革措施提供时间保障。下面具体谈谈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措施。

　　若要保证理论课在大学四年的一贯性，整合课程是必要保证。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与理论有关的课程是零散化的，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缺少必要的呼应。比如，除了文学概论课之外，还有西方文论史课、中国文学批评史 / 理论史课，甚至有些教师还会开设与文化研究有关的课程。这就导致在教学中会出现重复和孤立的现象。有些内容在讲文学概论课时要讲，但在西方文论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中还要讲，教师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不仅浪费教学资源，也浪费学生的学习时间，这就造成了重复。

　　就孤立而言，各门课程以及其中的知识点往往难以形成呼应，各种知识缺少必要的勾连，这样就很难引起学生的重视。比如“文学意象”问题，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仅简单地交代它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并认为其渊源可追溯到《周易》，但并未充分展开，主要笔墨在探究它的审美特征方面，认为哲理性、象征性、荒诞性等是其主要特征。在中国美学史课中，谈到“意象”问题时则更多地侧重于对其源流的梳理，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便十分详尽地考察了“意象”的源头，以及它在宋元书画领域的流变过程。这就造成了一种断裂，即文学理论教师侧重于对审美特征的讲授，美学史教师侧重于对源流的挖掘，由于知识视野和课时的限制，两方面知识难以实现沟通，导致学生的学习缺乏系统性，以致最终将之遗忘。若打通课程之间的壁垒，学生便会对这一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先重点梳理“意象”的古代源流，然后剖析它的近代流变过程，最终以西方现代派作品为例，探索在这一范畴中进行现代扩容的可能性。因此，笔者主张开设一门广义的“文学理论课”,将理论类课程加以整合，并将之贯穿于大学四年的教学中。

　　与整合各门课程相似，还要对目前琳琅满目的文学理论教材进行整合。整合课程属于学科之间的整合，而整合教材则属于学科内部去粗取精式的整合。毋庸置疑，教材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托，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必须看到每部教材都存在着倾向性和特点，因此应辩证地看待目前流行的各种教材。

　　比如以童庆炳为代表的传统教材编写者长于系统性而疏于现实关怀，其思想深度自然有待商榷。进入新世纪以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则努力在现实性和思想性上下功夫，并以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新思路解释文学及其相关规律，较具代表性的如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xx）、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xx）、王一川的《文学理论》（20xx）、南帆的《文学理论》（20xx）等。较之传统教材，新世纪以来的教材在思想性和现实性层面着力较多，但这又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即这些教材在重视思想性的同时忽略了学生的实际接受水平和知识储备，且行文很像学术论文，条理十分模糊。概而言之，两种教材编写模式的深层动因在于如何处理“向前看”与“向后看”的问题。这种情况下，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便应针对不同教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授课内容，将政治化色彩较浓、观念陈旧且明显过时的内容汰除，将一些难度较大且不适合本科生接受的内容作简单化处理。总之，教师在上课之前要做到对当下各种教材的特点和优势了如指掌，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选择并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