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文学理论课的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既涉及学生层面，更要转变传统教学思维，尽量做到理论与文本、形而上与形而下、引导与自学相结合。具体而言，应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精致化教学。不可否认，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对理论课感兴趣，即便感兴趣，其各自的兴趣点也不相同，因此在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具体而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根据本学期所讲内容，事先列出若干方向，可以是具体理论家，可以是具体流派，也可以是具体问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或两个方向深入学习，并按时进行学习汇报。汇报可以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课堂公开展示的方式，总之要形成较系统的学习-检查机制。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可以起到较好的督促作用。比如在讲授文学批评的时候，在介绍完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并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性之后，可列出“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选题，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式深入学习，包括自己查阅代表性人物及其着作、研究性论文等，尽其所能对每种批评方式的核心方法进行了解，并撰写读书报告。这种教学方式，可能在广度上不如传统教学，但在深度上却有较大优势。

　　其次，实践化教学。所谓实践化教学就是突破理论“悬空化”的束缚，让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以往的教学模式往往过分重视理论的自为性，对于文学现象关注不够，甚至学生不知道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什么，仅仅徒劳地背诵各种条目。正如陶东风先生所言：“学生明显地感到课堂上的文艺学教学知识僵化，脱离实际……从而产生对于文艺学课程的厌倦、不满与消极应对的态度”[2].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努力构建理论与实践相沟通的桥梁，引导学生组织实践研究小组，围绕某个文学现象或社会现象系统地查阅理论书籍，寻找其与现实的契合点，最终使学生知道理论的用处。

　　比如教材中频繁提及 20 世纪西方结构主义文论，为了更好地理解其研究方法，教师在讲解基本的背景性知识之后，要让学生亲自用这种方法进行实践。笔者曾在教学中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7~10 人，并制定了“唐代送别诗中的意象类型分析”“唐代送别诗的叙事模式分析”“唐代送别诗的抒情模式分析”等选题，要求学生运用结构主义文论进行研究。当然，这些论题同样适用于宋词，可以视学生的数量而定。

　　再次“,原典”式教学。所谓“原典”是指具有重要价值的原始典籍。这些典籍的重要性当然远高于各种教材，但由于这些典籍的阅读难度较大，所以在具体讲课过程中，教师往往一带而过，这就使学生对本门课有“油浮于水”的感觉。实际上，教师倒不如用最通俗的语言、例证快速地将每个规则、特点、关系讲清楚，然后围绕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让学生阅读“原典”,并组织讨论。比如在讲到文学语言的特征的时候，师生完全可以共同研读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在讲到文学真实性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结合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诗比历史更真实”的论断，以及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文献来教学。当然，这就要求教师事先做好功课，将“原典”中与课程有关的篇章节录出来，要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而不能不加选择地让学生阅读全文或全书。

　　除此之外，教师还要定期给出阅读书目，布置阅读任务。这些书目并不一定局限在文学领域，可以是哲学的，可以是美学的，甚至可以是历史的。这些书籍对于打开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形成以“原典”教学为主、教材为辅的新的教学模式，将是文学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必然途径。

　　最后，写作式教学。所谓写作式教学与上文提到的“实践化教学”有交叉之处，但也有所不同。概而言之，两者的侧重点以及最终目标存在差异。实践化教学的目的是使理论更好地与文学实践结合，填平两者之间的鸿沟。而写作式教学则更加强调学生通过实际写作而获得理论视野和逻辑思维能力。不可否认，写的过程是进一步夯实所学知识，并让自己零散的思想条理化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再学习、再认知的过程，也是不断提纯自己思想的过程，其作用丝毫不亚于阅读。当然，此处所说的“写作”并非是指写小说、写散文，而是写作学术论文、学术随笔。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所讲内容指导学生确定写作方向，充分利用中国知网、万方、读秀等网络资源做好文献调研，最终确定写作题目，然后让学生对自己的论文反复修改，直到最终成型。通过几年的实践训练，笔者发现这种方法往往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