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康乾盛世”的清朝统治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此时，在饮食文化交流方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食物原料交换上。此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短时间范围内中国饮食文化对外交流受到阻拦。但是，“1840年6月～1842年8月战争”之后，晚清统治者被动开放，在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下，中国各个便利的沿海通商口岸不断开放，与各个国家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变得更为频繁，此时，在与各个国家的贸易交往过程中，外族食品已经开始不仅仅出现在皇宫内部，而且已经开始逐步流向基层社会。例如，土豆、辣椒、玉米、番茄、巧克力、面包、烧酒、啤酒、汽水等，均是晚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频繁后传入的重要饮食种类。

　　在中外饮食文化快速交流的今天，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步伐从未间断过，例如，20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麦当劳、肯德基为代表的外国餐饮连锁机构的引入，使得当前外来餐饮连锁机构的种类和数量均在中国市场上得到扎根，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不断加剧。

　　二、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特色。

　　对古代中外饮食文化交流溯源进行分析，可见元明清时期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作用，下面将以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饮食文化交流为案例，探索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特色。

　　1.食品食料是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

　　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饮食文化交流已经实现了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在长期的饮食交流过程中，中国、东南亚与食品食料相关的生产技术也相互传入和流出，在这一时期，中国与东南亚饮食文化的首要内容是食品和食料，主要包括粮食的交流，果蔬、海产品、调味品及其他副食品的交流，茶、酒饮品的交流以及相关生产技术的交流。

　　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粮食交流主要是采用了两种形式，一种是与南洋各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大米贸易；二是从南洋各国引入新物种。尤其是受到元明清进口优惠政策的影响，大量的洋米被引入古中国。同时玉米和番薯等新物种被引入，使得国人的饮食结构更加合理。在元明清时期，以果蔬、海产品、调味品及其他副食品为代表的饮食交流开始盛行，每年大量的龙眼、荔枝、橄榄、菠萝蜜、香蕉、西瓜等被出口到东南亚。随着中国华侨在东南亚的定居，蔬菜种植技术在东南亚得到了传播。另外，当时，中国还引入了东南亚的新蔬菜水果物种，如辣椒、马铃薯、西红柿、番木瓜、菠萝等。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在元明清时期，中国茶文化得到了传播，东南亚的饮茶、种茶文化均传自中国。大量的华侨在东南亚定居之后，将国人的饮茶习惯也传入了东南亚。另外，中国的酿酒技术在东南亚也得到了传播，同时东南亚的制酒技术也传入中国。

　　2.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独特的传播者。

　　在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传播主体主要有三类，即中外使节、海贸商人和华侨华人。

　　在元明清时期，受制于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外使节成为中国与东南亚饮食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元明清时期的统治者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朝贡贸易关系，在东南亚进贡的物种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食品或物品，如南洋香料、海产品、珍禽异兽等；在进贡过程中，中外使节感受当地的饮食文化，体验当地的饮食生活，将这种饮食文化带入本国。中外使节得到的回赐物种中，也有大量与中国饮食文化有关的食品或物品。

　　尽管元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禁海，但是与东南亚的海运贸易从未间断，海贸商人成为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又一传播者。官商、盗商、民商等海贸商人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中，将中国特有的饮食商品贩卖到海外，同时将东南亚的食品，如燕窝、鱼翅、海参等带入国内。

　　另外，元明清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们将饮食文化带入国外的同时，还将一些生产技术在当地进行传播，促进了饮食文化的扎根。

　　三、元明清时期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现代价值。

　　1.丰富了中外双方的饮食种类，形成了饮食文化交流特色。

　　对中国与东南亚双方的饮食文化进行考察发现，在中国与东南亚饮食文化交流过程中，这种交流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迁移”现象，而是双方在饮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种独特形式。以中国为例，随着东南亚饮食文化的不断传入，中国总是基于中国独特的传统饮食基础之上，对东南亚的饮食文化进行吸收和融合。如，中国和东南亚在烹饪的过程中均喜欢使用辣椒调味，而在东南亚辣椒调味传入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我国与东南亚的烹饪方法、食用方式等均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在食用过程中，对辣椒进行了独具特色的调整，出现了以麻辣、香辣、酸辣、酱辣、鱼香味等各种特色味道的辣椒调味材料。在重庆、四川等地区，还形成了以辣为主要特色的川菜。再例如，东南亚人使用燕窝的数量极少，而燕窝在引入中国后，既是珍贵的宴席餐品，也是滋补佳品。可见，随着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加快，丰富了中外双方的饮食种类，形成了双方的饮食文化交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