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把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定义为“作为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社会”,这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一致的。罗尔斯认为，马克思“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由两个阶段组成：社会主义的阶段和完全共产主义的阶段。罗尔斯着重分析了“完全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了这种社会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7]53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想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社会中的成员作为自由人消除了自己生存的异化状态，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罗尔斯认为，这一社会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方面的必要条件：首先，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虚假意识都消失了。社会中的成员都理解他们的社会，且不会用虚假的观念来理解该社会的运行机制。不仅如此，由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已经消失，社会成员对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不会产生错觉，他们也不需要这种错觉。其次，生产者自由联合的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既没有异化，也没有剥削。

　　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理想社会，对于我们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社会具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的高度富足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与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意与某些资产阶级的根本价值观决裂有联系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麻醉剂‘是一种规避正义问题的手段，但是，对于任何想把马克思主义传统发扬光大的人来说，现在都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对正义问题避而不谈。”[6]135人类社会一旦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义的问题也就随之消失。人类再也不用考虑财富的合理分配，社会也不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人类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但是，正如柯亨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物质的高度富足视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一种“技术麻醉剂”.因为，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还是一个财富绝对匮乏的时代，自然资源相对来说极大丰富，全世界人口在19世纪初期也只有10亿，因此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社会实现按需分配是可以期许的。而在我们的时代，自然资源的枯竭已经迫在眉睫，人口迅速攀升至70多亿，我们时代的财富虽然在总量上远超19世纪，但依然是一个财富相对匮乏的时代。马克思所设想的财富的按需分配变得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

　　在罗尔斯看来，不仅“完全共产主义”的前提是不成立的，而且“完全共产主义”也是不值得期许的，其根源就在于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罗尔斯说：“我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马克思而言，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否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以及权利的观念是否不再具有基础性的地位。”[2]335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财富的按需分配，这样在人类社会中就不再需要分配正义。对于罗尔斯来讲，分配正义是正义观念中最核心的观念。“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是一种在下述意义上超越了正义的社会，即，引发分配正义的环境条件被超越了，而且，公民们不需要，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分配正义问题。”[2]334站在罗尔斯的立场上，正义的消失，甚至分配正义的消失，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消失似乎也不是值得欲求的。共产主义等同于没有强制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这种绝对的平等主义消解掉了分配正义的问题。

　　对于罗尔斯的观点，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反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放弃了正义的观念，它只是不再需要分配正义，它所要实现的是马克思的正义预设。对此，罗尔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也就是说，虽然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我们刚才所定义的那种正义，但是，它在实现这种正义时并不依赖于人们的正当感与正义感。”[2]385罗尔斯并不否认马克思的正义观念的正确性，他只是指责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实现不依赖于人的正当感和正义感。罗尔斯指责完全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超越了正义的社会，实质上是在指责共产主义超越了人类的正当感和正义感。这种超越既是不值得欲求的，也是在实践中难以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成员不是那种能够被正义的原则和美德所打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是那种具有依据正义的原则和观念来采取行动之倾向的人。在那样的社会中的人们可能会知道何为正义，而且，他们可能会回想起他们的先人曾经被正义的原则和美德所感动；但是对于正义的令人厌烦的考虑以及关于正义之具体要求的争论却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2]385正当感或正义感不会凭空产生，需要在和他人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培养起来。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人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的限度之内把它培养起来和发扬出来。”[8]74换句话说，只有在人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中才能把人的正当感和正义感培养出来。社会中的个体不是一个个封闭的单子，而是处在一定契约共同体中的个体。“一个人为他人之故而受制于正义的严格规律，这正足以发展他的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的目标的情感和能力。”[8]75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一个亿万朋友的社会，大家彼此温暖、和睦相处，个人不仅不会牺牲他人而谋取利益，而且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同时，个人也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利益，来限制和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正义感的培养将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