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伦·伍德相反，诺曼·杰拉斯和柯亨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正义观念，而这构成了马克思评判资本主义的价值尺度。他们认为，把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归结为司法性的概念是过于狭隘的。“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可以独立于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及其法律体系而加以构思；事实上，当它们被用来评判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基本的制度安排时，它们就是这样被构思的。”[2]356诺曼·杰拉斯和柯亨等人主张，马克思确实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正义的。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资关系根本就不是一种交换关系，而是一种明确的剥削关系：它完全是资本家对未付酬劳动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之下，资本家攫取其他人的未付酬劳动或未付酬劳动的产品成为一种权力，它不是对这些法律的违背，而是对它们的运用。虽然马克思从未明确地用正义或非正义这样的概念来判断资本主义，但是当马克思用抢劫、偷盗、劫掠、榨取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来指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时，他就是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正义的。这样的论述在《资本论》三卷以及《大纲》中随处可见。柯亨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盗窃说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批判中处于核心地位，虽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从正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过其他批判，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批判与上述批判明确地区分开来。”[6]166在柯亨看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是一种不公正的剥削关系呢？主要是因为“产品从工人向资本家的转让过程中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只是他用于工作的部分时间的报酬，从正义的角度来说，本应属于工人的时间被他的资本家上司偷走了。”[6]166罗尔斯认为诺曼·杰拉斯和柯亨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也符合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明：“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5]927因此，只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持一种谴责和批判的态度，那么他就必然要预设一个正义标准。毫无疑问，这种谴责和批判依据的绝非是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如果说资本家劫掠了工人，一定是在“其他含义”的意义上而言的。这里所说的“其他含义”基本上指的就是被普遍认同的正义观念。罗尔斯指出：“既然马克思并不认为，根据适合于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资本家们偷盗或劫掠了工人，那么，马克思的意思肯定就是，资本家是在其他的、非资本主义正义观念的意义上偷盗或劫掠了工人：因为，偷盗或劫掠就是夺走从公正意义上说本来属于别人的事物，因此是在以不正义的方式在行动。

　　任何一种建立在偷盗基础上的经济制度都必须被看做是一种不正义的制度。”[2]359马克思所预设的这种正义观念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正义观念，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正义观念。“马克思实际上假设了一种客观的、非历史性的正义标准，按照这种正义标准，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都可以依据它们接近该客观标准的程度而得到评判。”[2]356该正义概念适用绝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形态，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相对主义的。罗尔斯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这一正义预设：“他假定，我们都会潜在地接受下述基本理念，即劳动才是唯一相关的社会资源，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大家都要面对自然。他还假定，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公平地分担社会的工作，并且，应当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之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2]365如果我们用更为凝练的语言来概括马克思的正义预设的话，那就是：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

　　三、超越了正义的社会何以可能。

　　如果我们详细地分析马克思的正义预设，就会发现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实际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中的总体人类劳动是生产的唯一相关要素。这就意味着劳动是价值或财富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通过资本获得收入就是不正义的或非法的；第二，社会所有成员都应当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就侵犯了这种平等权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正义观念，它为马克思把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侵吞描述成偷盗和劫掠等提供了基础，为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了评判标准。这种正义观念是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这一理念在任何时代都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可以拒斥史前时期的所有社会形态，因为根据这一标准，它们基本上都是不正义的。马克思为了实现自己的这种正义标准，他就必须建立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