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便稍有些沉重了。今天我一共出去陪同采访了两次，结果两次被拒。第一次是在一家保姆公园，雇主家丢了一个价值四万块钱的摄影机、但我们就是刚进那保姆公司大门，才说明了来意，就被一个中年男子不大礼貌的往外赶，还说“谁让你们来的!”第二次就更严重了。有一个女孩被骗了钱到公安局报案，我们就是到公安局了解点情况，竟被很粗暴的轰了出来。一个满身肥膘、满脸横肉、满眼蔑视、满口官腔、满嘴嚼着中午饭的胖公安逛出来，一口标准的土话“走走走，快走！”说着还推了一下拿相机的大二的实习生哥哥。我当时很是气愤，出门就对那个哥哥说：“什么态度阿，又不是曝光！”可他好像很平静：“咳，这种事多了，现在这些人想得太多。”

　　我一直觉得自己待人比较真心，所以至今几乎没有被恶意拒绝过。今天的被拒，虽然有所准备，但当它真正到来时心里还是不大舒服。社会上的人不比身边的熟人和朋友知道你的真心和好意，所以你的初衷并不一定被人家理解，你的心意也不一定能取得别人的信任，付出亦未必有回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我们这些要踏入社会的人却不好接受。

　　那位哥哥，虽然他已习惯了被拒，但他坦言，被拒的滋味每次都不好受，到现在还会很郁闷。作为一位新闻记者，尤其是社会新闻记者，看到老百姓因为你帮他们解决了问题而真心感谢你时，你会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改变现状而高兴。但相反，当你一次次粗鲁的被拒之后，你又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单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舆论的无助。

　　开心的事也有，记得是实习后才没几天，接到同学电话说在在报纸上看见我人了(我同学表达有些问题，我人是不可能在报纸上看见的，只有我名字……)，心中顿时一阵窃喜。其实前几天就有我的报道，只不过不知情的人没仔细看。

　　杭州虽然是个省会，可带我的老师说，我们这一类记者忙碌的只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不，今早我们就为了一通电话风尘仆仆的赶到了会展中心附近的一个农村。

　　说简单，这件事真不复杂，就是老头子和儿媳妇之间关系不好，老头跑了，儿媳烦了，最后谁都不管了；可说复杂，还真挺乱人。刚到村里，看见老人在地上躺着，好心的村民给了他副破毯子盖着，还家家户户轮着送点吃的。他说儿媳打他骂他，儿子也不敢帮他。看着老人痛苦的表情，我还真为他难过。可后来一位热心的村民自费打车（离着好远呢，我们坐车走了三十分钟）去找了他的儿子和儿媳，这会悄悄给我们说，这位老人自己行为不好在他的村里是有名的，所以根本不是子女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大中午的去了他儿子家。敲他儿子家的门没人开，后来我们才知道刚才恶言批评的“邻居”原来就是儿媳。她在那骂时邻居附和着，可她一走那些人便捏捏我的手，悄悄告诉我他儿媳平时是对他不好。但最令我迷惑的是那个儿子，他陪着妻子一起骂自己的父亲，我们苦口婆心的劝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才跟我们下山，可他妻子一句“咱不去领他回来，他爱去哪去哪！”他竟又回去了！这时我豁出去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扯着嗓子咋呼：“你们真得不去了？真得不去了？那可是你爹！不去谁的错可就说不清了！”这几句话吓了旁边一直说我声音太小的大哥一大跳。哎。

　　一个月来，每天往外面跑。当然跟着报社出去每次都有专车接送，有时还有奥迪作为自己的座车，待遇很高啊。当然我也总是忙里偷闲，或者干脆先放一下手头的稿子，跑一趟某人的公司，送一下报社每天分给我的报纸，或者某人肚子饿了什么的去送点吃的。说到吃的，不得不提一下报社每天送来的所谓的“快餐”，10点半网上订餐，一般都要到12点多才能送来。名副其实的“慢餐”啊。有时候还会少几份快餐送来，而少筷子，那更是经常有的事了。

　　在日报社实习的日子长了，真的感觉自己已经进入角色了。最简单的一篇天气新闻的稿件，严格到标点符号都需要审查。还是一篇天气预报的稿件，倘若当天报道有雨而实际上未下雨，便会有读者打进记者部的电话，一顿斥责报社“无能”。每当我接到这个电话，真是心中喊冤啊——这天气预报是杭州市气象台提供的，不是我来预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