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觉得调解是非常不符合现代法治，应当摒弃，然而接触到真正的案件后却觉得现阶段很难抛弃。法院积极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是双刃剑，好处是确实能很快化解纠纷，节约大量社会资源（二审、再审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同时法院不必采取繁琐的程序，当事人诉讼费亦减半）。调解带来的是短暂性的、对个案的好处，牺牲的却是司法的权威。有些案件反复审理近XX年，所耗费的社会资源甚至都超过了诉讼请求，而最后也经常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很多调解就是双方各让一步，一方利益受损，本质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那些久拖不决的案件最后就不能出现一个权威而且公正的判决来定纷止争？调解用的越多，权威就更难建立，一份真正公道的判决都可能让双方不服（有些案件真是双方都不服，都提出再审申请）。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即具有终极性，可是终极性又在哪里呢？这里我不只是说调解，而是指这一类杀鸡取卵的做法，如信访制度。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然而实际运用中这条所谓原则更像一句口号。对于民事案件，打官司打得是证据。接触的两边当事人人往往各说各的，似乎都是对方的错，完全是两个版本。在实际接触到的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争议焦点在货物单价上。原告一方只有为打官司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私录的电话录音，内容为被告一方公司员工从老板处听说的一个价格，再无其他证据。一审、二审均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以该价格作为单价计算总货款。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若干证据的规定》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其中包括，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根据上述条款若要有足够的证明力需要其他证据佐证该电话录音，并且该电话录音的对象也并非直接的交易相对人，内心实在无法采信该证据证明的价格（不自觉地自由心证）。因此，根据民诉法第200条第二款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撤销原审判决，指定再审。就本案而言，若原告（卖方）能提供市场价格的参考，若高于或等于本案价格，均能大大支撑起诉求。

　　另一委托纠纷案件中我们认为一审、二审均认定法律关系错误，以此撤销了原审判决。该案还存在另外2个争议焦点：一是一张欠“票”，“票”看着又像条，写明xx元，另欠x万元发票。本案中确实存在既欠票（增值税发票），又有欠钱的情况，而“票”和“条”实在无法辨认。一方认为是欠条，欠现金和x万元发票，不然怎会写另欠；另一方认为是欠票，另欠只是强调的是另一笔整数票。从字面上解释，二者均有道理。但从字条的来源上看，委托方以欠条的形式支付货物的差价给受委托方，同时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而过去5年的货物单价均在x到x之间（支付的差价无非在x到x之间），因此有理由相信这是这一张欠票，货物单价*货物数量=发票额。另一争议点是诉讼费的计算。一审中一方提出了反诉，若本诉和反诉合并审理，诉讼费应当分别减半（不需要申请减半）。而一审判决并未减半，二审以其当事人未申请减半而维持了一审。事实上二审一定知道一审法院计算错误，但又以错误的理由维持了错误，其实是引出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不足。其并未给出一个合理的救济途径，其第43条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根据上述规定，诉讼费计算错误时应当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而此项救济权利太弱，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此案中当事人一并在二审中提出了诉讼费的问题，但二审既然维持了一审的实体判决，也就无从更改诉讼费的分担问题，因为诉讼费并不是判决的一项，没有法律依据更改诉讼费。同样在在审审请审查中，如果实体并没有错误，也只能驳回其再审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