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蛋白质在营养上的重要地位被认识的更加清楚，我国学者非常重视这方面的成就，并结合我国国情，对食物构成和膳食习惯等开展了许多研究工作。万昕、吴宪等对素膳的营养价值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他们观察了纯素膳与荤索杂膳对大鼠生长、生殖、基础代谢、抗病力及寿命的影响，证明素膳的营养价值略逊于荤素杂膳，对我国人民传统的饮食习惯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营养缺乏性疾病是本世纪初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侯祥川对维生素A、D缺乏与疾病的关系(1929～1930)，吴鼎与诸福棠研究了儿童和成人维生素A含量与疾病的关系(1940)，还有苏祖斐、杨爱德及侯祥川、杨恩孚等对维生素B缺乏病的研究，张昌颖、陈同度等对维生素D缺乏的研究等。

　　三、抗日战争时期及抗战以后的生物化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接近战区的`政府所属教育和科研机构纷纷内迁。暂时留在原址的英美资助的教育、科研单位也随着战争的发展相继被迫停办。珍珠港事件之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吴宪、周田等对抗体的分离、提取、抗体的化学本质、分布及补体各方面都开展了一些研究，为我国免疫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的侯祥川、倪章琪等继续进行维生素与疾病的研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随之雷氏德研究所等机构也被日军占领，至此沦陷区的生物化学和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迁至后方的国立大学及医学研究机构和当地的教学科研单位，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仍克服重重困难，维持着一般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成为当时后方生化教学研究中心之一。1943年，中大医学院生化系迁至成都，重新建立了实验室，创办了第一个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生化研究所，还协助和接受培训了其它学校的一些学生。

　　在重庆的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复且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机构也坚持了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昆明市也是当时生化活动的中心之一，西南联大清华生理实验室继续生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创办了英文生化简报《BiochmicalBulletin》用土纸油印发行，共出刊63期，为促进生化研究，交流信息做出了贡献。1938年，由中大医学院郑集发起生物化学报告会，促进了成都地区生化学术交流，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成都生化学会”(1943)是我国第一个地区性生化专业学术团体。在纸张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刊载生化论文的期刊发行，如《中国化学会会志》、《实验卫生》、《营养专报》等，有助于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中央卫生实验院是抗战期后方推动战时营养研究的中心。1941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着重讨论了战时国人的营养问题和决策。会上一致同意成立中国营养学会，推定郑集为筹备会负责人。1945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营养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营养学会，万昕任第一届理事长，并出版《中国营养学杂志》。

　　1945年抗战结束后，内迁各院校，科研机构相继回迁原址，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得以恢复。北京、上海先后成立了地区性的生化学会，上海生化学会出版了《生物化学》的刊物。随着生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组织全国性的组织，以协同发展，于是倡议成立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学会于1947年正式成立。我国近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历经坎坷，但经过生化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生化学事业终于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为我国现代生物化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生物化学论文5

　　文章基于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对创新能力的要求，针对研究生《高级生物化学》课堂教学内容培养目标不明确、课堂教学方法较为单一、教学内容相对落后等现状，提出了新时期强化研究生《高级生物化学》课程教学效果的主要措施和做法。

　　《高级生物化学》课程是生物类及其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之一。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21世纪，学科间的广泛交叉和渗透，使得“高级生物化学”这门课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成为介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门学科。它需要研究生在已有生物化学及相关基础知识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生物化学的基本理论，更高层次地理解生物化学的原理、现象和发展。因此，如何在本科已有知识基础上深化认知水平，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改革现有教学方法，培养研究生自身创新能力，成为该门课程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