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的方法观运用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医。给某人看病,如头痛,医生会从你的脚上开始治,因为中医强调人是一个整体,治身体的某部分,要考虑到整个身体。而西医则是“头痛治头,脚病医脚,牙疼拔牙”。所以,从某种角度看,掌握中国哲学方法最有心得的是那些中医。他们说出来的话,尤其是在说出病理的时候,完全是在讲哲学,是对辩证法的一个最好的阐释。在中医中,同一种药生熟不同,炮制方法不同,产地不同,药性就会不一样。同样,中医对人的各种病症的考察也是非常细致的。如果真正去体会、实践、经验,中国文化的精确甚至超过实验科学的精确,因为经验把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中国哲学是实践型哲学,不是思辨型哲学。”[4]中国人的整体思维,使得中国文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紧密相结合特征。比如这里讲中医理论,如果不和实践相联系,就永远不会理解其深刻和清晰。当前,中医越来越走向萧条。现在中医学院所教授的中医,都是在西医的概念体系与教育模式下的所谓的中医,是被分化的失去其整体性的中医。事实上,中医上的望闻问切的方法,可不是在大学讲台上在一个教室里,少则十多人多则上百人地以一个模子的方式就能教得出来的。不是中医不行,而是中医教育中把中国传统的整体方法观给丢掉了。

　　中国哲学方法观,作为整体性和宏观性的东西是不能以西方的“肢解”方式理解的。那么,这种方法观是怎么理解、表达和传授的呢?这就是形象化方法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哲学有个“道”的观点。老子讲道,孔子讲道,韩愈也讲道,金岳霖还是讲“道”,中国哲学家几乎都离不开“道”。事实上这个“道”可以理解为整体,宏观,或“大一”。“道”就是一个形象化的概念。“道”即“路”,人走的路,通过形象化,就用它来表达形而上的观念。再以周易为例“:乾”—君(王)、刚健、天、奇数、男子、“艮”为山、为少男、贵族潜龙勿用、飞龙在天、群龙无首用的就是形象化方法。《周易》的这种整体的形象方法,很大一部分是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天象的结果。因为观测天象只能是从宏观中把握,而不可产生线性的思路。

　　背景不同,所领会到的东西不一样而已。这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中国式的阅读。西方就不一样。像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伦理学》有些人能看,有些人就不能看。古罗马一个普通的皮鞋匠,就不会看《工具论》,而且一般情况下也看不懂《工具论》。但庄子就不一样,中国的每一个皮鞋匠都能聊聊庄子,而且每个人都会有所受益。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与“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和相成相济。

　　简单相比较的话,西方哲学方法论与中国哲学方法观虽然都是以整体为结果,但在出发点、手段和过程上,西方的思路更多的是涉及分化,而中国哲学则始终没有离开整体。

　　中:整体→宏观→形象→直觉→类比→概括→生成的整体。

　　西:分化→微观→抽象→推理→论证→分类→组成的整体。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方法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哲学方法论”这一全新名词,但这仅仅意味着中国也有与西方哲学方法论相对应的固有的理论体系。在本文之前也有一些人对此有过类似的观察,只是还没有人提出“哲学方法观”这一名词而已。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和哲学智慧,我们体验得越深刻,发掘得也就越深,而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就会越丰厚。只有在这样前提下,我们才能使中西方文化的宝藏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互融合,从而建构出新的文明。本文只是希望学术界不要只囿于西方的哲学方法论来衡量中国哲学,希望有更多人认真思考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法观”与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关系,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摆脱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方法与哲学思维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