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的思维,使西方人习惯于通过理性思辨的方式来考察、探究形上学的对象,如理念、实体、本体、自由、不灭的灵魂等,因此西方的知识论较为发达,他们格外看重作为对象的外在世界与主体认识能力的研究,形式概念的分析,客观的知识系统与理论的建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科学、物质文明如此发达的缘故。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几乎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有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以无更多争论的必要。然而,由此,却引出了另一个所谓被动态的人类社会中。你可以把桌子的腿拆下来,而这个拆下来的腿一样具有原来的支撑功能,只要你再把它安上去就可以恢复作用了。而人就不一样,一旦把大腿锯掉,它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有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分化在解决人和社会问题上是走不通的思路。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亦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问题是,很长时间以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探索,很多都是以西方的观点、体系和思维方式疏理和阐明的。比如线性的方法、因果的方法、论证的方法、定义的方法、分析方法、演绎的方法,以及现象学的方法、解构分析的方法这很难而且也不可能将中国哲学方法说得明白。换而言之,中国哲学必须要有中国哲学方法的指导才行,以西方哲学方法指导下得出的中国哲学内涵只能是支离破碎的,与中国哲学方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认识中国哲学之方法,是无法真正认识中国哲学的。反过来,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所固有的“中国无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相对应,中国也有自己的哲学方法观。中国哲学方法观中,首要的、核心的内容就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即“整体方法观”。整体方法观是以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为核心,或者说把握宏观的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中的主要内涵。这种观点说起来看似很简单,简单好像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整体的思维在我们大脑中根深蒂固,习惯的如同空气一样感觉不到自身的存在,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阴阳,中庸,五行,时中,和合(天人合一)和体用一源(知行合一)皆是“整体思维”的体现。如同西方的演绎、定义、分析等各种方法,是西方“分化思维”的体现一样。中国哲学方法观的整体思维,使中国哲人重视对存在的体验,强调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工夫的达成。因此,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而不停留于“概念王国”。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方法与内容、形式与质料是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只是我们对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整体方法观没能好好地加以重视、去反思、去发扬。

　　中国哲学的整体方法观的重要体现,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概念中。阴阳五行作为中国哲学方法观的内涵,是与整体紧密相连的,体现了地球万物最大的共性。阴阳五行的方法,首先,要求把握事物的宏观性。而在西方,不论是从古希腊原子论还是到现在的量子论,皆是追求事物的微观性。其次,运用阴阳五行的方法,要求的是把握事物的核心和规律。这个规律是指事物中的规律,是“现象即是本质”。反观西方,它是从事物的背后去寻走规律,研究“现象背后的本质”,称为“李约瑟问题”的问题“: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这种研究方法必然使西方哲学陷入二元论矛盾:主体与客先地位,但近代科学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或许,我们可以从西方“分化”的思路引出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反推答案。但是,西方这种分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只可用在固定的物体或具有机械性质东西上,它往往以忽视或牺牲整体为特征,所以不大适用在活生生的经验人生和体、科学与宗教、自由与信仰、现象与本质等。阴阳与西方的二元论是不同的。西方强调的是一分为二,主张对立与矛盾斗争。阴阳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是化零为整,合二为一,是一物两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阴阳中的男与女不是二个独立物,而是统一于人的两个部分,上与下是统一于事物位置的两方面,生与死、动与静、黑与白、善与恶、昼与夜、博与约、虚与实等,都是一物的两端而不是二个物。所谓“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周敦颐《通书·理性命第二十二》)。万物都逃不掉阴阳。再看五行-金、木、水、火、土。土是中央,是地球(整体、宏观)。其他四个,从空间上看指东、西、南、北;从时间上看指春、夏、秋、冬,所谓上下曰宇,古今曰宙。阴阳与五行体现了中国古代哲人较强的辩证思维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