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制度性悖论的双向破题

　　当前中国的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现实制度安排的背后，交织体现着广播电视事业的意识形态性与商业属性。这样的定位曾给广播电视机构产业活力的激发提供了空间。但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力量挣脱行政力量束缚的趋势日益明显，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产生摩擦的几率日益增加。有学者在分析广电主管部门20xx年限制卫视娱乐节目的意见时认为“，国家试图将日益趋于市场化以至对国家设定的政治属性边界构成解构作用的电视娱乐形式，重新纳入改革时期以垄断的行业准入制度为基础达成的媒体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动态均衡之中。《意见》的出台，既可以看作是对依托于条块分割的高度行政化的市场传媒体制导致的低水平恶性竞争的纠正，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国家试图重申和恢复主流意识形态在传媒文化领域的主导性地位的政策努力。”事实上，包括广电新媒体在内的广电行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谋求市场主体地位、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主张，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政治使命存在冲突。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尤其当广电行业将自身与电信行业展开市场角逐的核心竞争力定位于内容生产后，主管机构对传媒内容兼具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的定位更显现出传媒内容“双刃剑”的锋芒。在这一制度性悖论背后，双重属性实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从传媒产业、广电新媒体业务的角度，须认识到公信力、权威性是其获得受众认可、赢得市场的基本前提，行业自律协会、社会团体监督力量应是规范传媒业市场主体行为的主要力量。而国家力量作为政治手段，可在意识形态性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间寻获共性与重合点，并以更具宏观性、策略性的方式彰显意图。无论社会团体监督、行业自律还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又均可整合在媒体的公共属性之中，从而以公共性衔接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以此使双方力量在动态中均衡化并双向破题其间的制度性悖论。

三、结语

　　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解读广电新媒体发展路径不难看出，作为传统广电业务的拓展与广电产业中最具市场主体性的力量，其媒介形态的演进遵循了技术发展的逻辑规律，实现了对个体需求的个性化功能满足。同时其发展前景表现出对既有政治因素、政策行为的建构主张，并试图在对行业格局与行政级别的多重突破、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制度性悖论的双向破题中，谋求市场主体与国家意志的动态均衡。从上述技术逻辑与制度想象出发对广电新媒体进行宏观与整体性观照，有助于构建广电新媒体发展策略的认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