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话语文学研究论文

一、“范式”话语充斥文学研究的原因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