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巫舞经过传承、发展到今天，其生产、宗教成分减弱，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如维吾尔族的娱乐性集体舞“麦西热甫”，起初的目的是为了祭祀;汉族的“秧歌”开始时是为了祈丰;藏族的“锅庄”最先是为了跳丧;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跳月”是为了求偶;北方某些少数民族的“萨满”是为了治病。由此可见，民间舞的传承同巫分不开，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

　　2、民间舞的传承与“岁时民俗活动”分不开，即与“节日性的民俗活动”分不开。

　　全民性的大型节日，如春节、元宵节、祭祀节、娱乐性节日等，都伴有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为民间舞营造了特定的环境和气氛，并为民间舞提供了传承的契机。庆丰收、祈丰年、敬神祗少不得歌舞为仪。祝福寿、求子嗣以及婚丧嫁取也必须有歌舞相佐。比如我国正月十五的传统灯节：“灯不演剧则灯意不酣，然无队舞鼓吹，则灯焰不发。”没有了舞队的喧闹，灯光焰火的必要性似乎也有了异议。而若不燃灯有何谓灯节呢?所以届时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挂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更于其地舞龙斗狮、踩跷踏歌、跳大头和尚，锣鼓声中，处处有人团簇着看之舞之。对于灯节来说舞龙灯是必不可少的。龙灯亦称火龙，是“以竹篾为之，外覆以纱，蜿蜒之势亦复可观”，舞时如“电激一条火，波翻百面雷”。据说能驱魔除鬼，消灾去疫。龙是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对象，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相传黄帝时代的“龙舞”流传至今，在我国人民传统观念中已成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吉祥如意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各种形式的“龙舞”才被人们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岁时民俗活动的特定环境和气氛的形成，同群众心理因素有关。那些早为群众所熟知的关于节日的历史渊源与民俗的依据，成为参加者的共同意愿。如汉族的“春节”、景颇族的“木脑节”、土家族的“摆手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拉祜族的“火把节”、朝鲜族的“五谷节”、蒙族的“那达慕”以及维吾尔族、回族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所过的“古而邦节”、藏族的“藏历年”等等，都带有去旧迎新的含义。节日中，人们身着盛装，带着禳灾祈福的心理，参加活动的本身就带有节日的气息。本民族的特有乐器演奏，动听的歌唱，增添了欢乐喜悦的气氛，并给民间舞渲染上浓郁的民族特色。民间舞的表现形式中有些是载歌载舞或用民歌伴唱的，如藏族的“果谐”、“弦子”，有些是套曲形式的，如维吾尔族的“多郎木卡木”、“十二木卡木”，有些是歌舞相间的，如汉族的花鼓灯等。这些民间的乐舞形式都是形成民间舞和传承民间舞的重要载体。

　　在这些经常性的民间歌舞活动中，会不断涌现出技艺超群的舞蹈能手，我们一般称之为“艺人”。当出现擂台式的竞演时，也就是即兴发挥时，这些民间艺人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热烈的鼓乐，欢呼助兴的观众，都会激发他们将身上所潜在的意识和能量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这一切交织成一幅令人陶醉而忘我的景象。这些景象更会刺激人们投入到民间舞蹈的活动中去，并继续鼓励他们去模拟与再创造。这正是民间舞的魅力，也是民间舞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

　　由此看来，民间舞的传承与“巫”和“岁时民俗”分不开。从巫舞的神秘、庄严、不为人所知到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热衷的广场民间舞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巫舞同民间舞有一定区别，但他们同样传承了特定的文化因素，保持了久远的特殊标志，蕴藏着时代的特点。

三、人类文化性

　　民间舞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传承过程中积淀下深厚的文化。文化是在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及劳动实践中创造的、发展的。人类创造的文化千姿百态，但是不论古今，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时间的推移中一成不变。人类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传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被传承的民间舞蹈文化随着人类文化的发生与变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渐进。在这种渐进过程中，被传承的舞蹈文化有其固定的部分，又有可以发挥和变革的部分。我们从古代的乐舞思想的传承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它的发展史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儒学”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发展可谓源远流长。“礼乐”作为儒家文化的乐舞观，在先秦主要是由孔子、孟子、荀子传承并光大的。如果说从孔子的“乐则韶舞”的乐舞观到孟子的“乐民之乐”和荀子的“以道制欲”的乐舞观并没有多大发展的话，那么荀子之徒韩非子另辟“法”径，主张“好质恶饰”的乐舞观，则是开天辟地，无疑对传统的发挥和变革。到了宋时，儒、释、道被推崇并日趋合流，程颐、程颢的“理养心而舞养气”的乐舞观已不是先秦孔、孟的儒学思想了，而是一种被改造了的新儒学或者说是佛道化了的新儒学。这就是文化在历史的前进步伐中的渐进结果，亦是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发挥、变革。应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支柱，它与释、道以及其他文化思想共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架。民间舞就是在这片先天土壤里孕育、成长的文化现象。如山东鼓子秧歌所体现出来的齐鲁文化，强烈地透射出重德、务实、自强、宽容的儒学精神，暗示着深远的充满理性的文化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