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的产生背景(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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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为主体。人们主要的生活范围比较固定,社会交流活动具有封闭性。其人际关系主要是以地缘、亲缘和血缘作为纽带的熟人关系。熟人之间高度重视亲情、友情、乡情,相互之间讲究礼节、谦让,相互尊敬。对于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依靠宗法制度在起作。人与人的关系,多由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们之间存在着固定的、不能改变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关系。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环境的闭塞,民事关系多数只能发生在宗族内部或乡村居住地域之内。因此,对于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族权的力量和乡村基层政权出面解决。族有族法,乡有乡规,它们是国法的重要补充。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法是严格遵守宗法社会结构中的长幼、尊卑、亲疏的伦常关系,依照传统的礼教规范,由家族长老来调解解决。
中国古代御膳简介
御膳,简言之,就是帝王世族所享用的饮食。中国古代宫廷御膳,其各个朝代的风味特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中国历代帝王对口腹之欲都很重视。他们凭借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随心所欲的权势,役使世上各地各派名厨,聚敛天下四方美食美饮,形成了豪奢精致的御膳风味特色。尽管宫廷御膳为历代帝王们所独享,但每款美饮珍馔,都来自于民间平民百姓提供的烹饪原料和烹饪技术。如果说,民间家居及市肆餐馆的饮食是中国烹饪的基础,那么,宫廷御膳则是中国古代烹饪艺术的高峰。因此,每个时代的宫廷御膳实际上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中国烹饪技艺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宫廷御膳经历了一个由粗至精、由简至繁、由朴素至豪奢的发展历程,进而形成了一个延绵不绝、高峰迭起的发展系统,如同一曲酣畅欢腾、相激相荡的交响乐,构成了中国烹饪艺术不断丰富、发展、自我完善之历程的主旋律。
早在周代,宫廷御膳风味即已形成初步规模。周代统治阶层很重视饮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周人无事不宴,无日不宴。究其原因,除周天子、诸侯享乐所需,实有政治目的。通过宴饮,强化礼乐精神,维系统治秩序。《诗·小雅·鹿鸣》尽写周王与群臣嘉宾欢宴场面。周王设宴目的何在?“(天子)行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佩荷恩簿,皆得尽其忠诚之心以事上焉。上隆下报,君臣尽诚,所以为政之美也”(《毛诗正义》)。正因如此,周代的御膳种类与规格就很复杂,以御膳的参加者及规模而论,御膳席则有私席和官席之分。私席即亲友旧故间的聚宴。这类筵席一般设于天子或国君的宫室之内。官席是指天子、国君招待朝臣或异国使臣而设的筵席。这种筵席规模盛大,主人一般以大牢招待宾客。《诗·小雅·彤弓》写的就是周天子设宴招待诸侯的场面,从其中“钟鼓既设,一朝飨之”两句看,官宴场面一般要列钟设鼓,以音乐来增添庄严而和谐的气氛。“飨”,郑笺:“大饮宾日飨。”足见御膳官席的排场相当之大。若以御膳主题而论,则又可分为几种:
一是“祭终御膳”。《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重视祭祀,而祭祀仪式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荐献饮食祭品,祭礼行过后,周王室及其随从聚宴一处。从排场看,祭终御膳比平常要大,馔品质量要高。《礼记·王制》:“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郑注:“故,谓祭祀之属。”只有祭祀时,周王室才可有杀牛宰羊、罗列百味的排场。《诗》中的《小雅·楚茨》、《周颂·有客》、《商颂·烈祖》等都不同程度地对祭终筵席进行了描述。
二是“农事御膳”,自周初始,统治者就很重视农耕,并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史称“王耕藉田”,一般于早春择吉举行。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及各级农官皆持农具,至天子的庄园象征性地犁地,推犁次数因人不同,“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皆御,命日劳酒”(《礼记·月令》)。 “藉田”礼毕,便是农飨,天子要设筵席,众公要执爵饮宴。《诗》中《小雅·大田》、《小雅·甫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鲁颂·有駜》等,都对农事御膳加以程度不同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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