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其体系的限制，他仍然只是在主体与对象的框架内谈论主体间性，以主体的意向性作为构造对象世界的根据，因而不可能克服先验主体性的片面性，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主体间性哲学。海德格尔建立了存在论哲学。他先为存在正名，批判了传统哲学把存在当作“存在者”(即实体性的存在物)的错误，把存在还原为它的本来意义即世界的“显现”，认为通过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就能把握存在。人的存在是领悟性的，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人的存在——“此在”，才能使存在的意义获得显现。由此他运用现象学方法建立了存在论哲学，并开启了现代解释学。他认为此在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共同的此在”即“共在”，从而确立了主体间性。但是，这个“共在”仍然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而没有扩展为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且由于此在仅仅是存在显现的手段，因此共在也不是存在本身的属性。海德格尔后期提出了“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意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消除片面的主体性哲学的影响，从而发展和确立了更为彻底的主体间性哲学。伽达默尔建立了哲学解释学，它不是把对世界的阐释当作对客观意义的揭示，而是当作把握存在本身的历史性的活动，是主体与文本的对话以及达到的“视域融合”。他强调“让文本说话”，提出了“问答逻辑”。这样，世界、文本就不是客观的实体，而具有了主体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主体间性。罗蒂的新解释学提倡主体间的“对话”，强调意义的多元性。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理论，主张通过主体间的交往、沟通而解决主体性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现代哲学的主体间性思想，它拒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例如其代表人物之一的大卫·格里芬就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积极的、内在地具有价值的，而非死气沉沉的、被动的、无价值的物质世界。我们与自然仅仅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异化于完全客观的世界。为此，他主张建立一门“返魅”的科学。这种“返魅”恰恰与启蒙理性的“祛魅”相对立，从而成为启蒙理性对宗教蒙昧的否定之否定。[1]总之，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趋势是走向存在论和解释学，并确立了主体间性。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适应了现代人的精神需要，企图克服现代性(主体性)带来的消极影响，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哲学也体现了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近代哲学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克服实体论的残余以及主体性哲学的缺陷。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唯心主义的弊病，但经过批判和扬弃，仍然是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

　　现代西方美学突破了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桎梏，在存在论和解释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主体间性美学。它不再考察美的本质问题，而是考察审美的性质。它不再把审美活动仅仅当作感性认识或情感表现，而是把审美当作一种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即把审美与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体验联系起来。同时，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真”的显现，但“真”不是“逻辑”的真理，也不是事物的抽象的本质或理念的显现，而是此在(人的存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使被遮蔽的东西显现出来。这样，就进入“人诗意地栖居”的境界，而美就成为“真”的闪光。他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而走向解释学，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通过语言使存在本身获得澄明，并使主体间在意义世界相遇;而艺术作为“诗性”的语言，是存在的显现。这里，审美成为人的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和对存在的透彻的领悟方式，并且具有了主体间性。现象学美学把审美当作对世界的本质直观的方式，并与存在主义哲学融合，从而接受了主体间性思想。萨特、梅洛-庞蒂以及杜弗莱纳都认为艺术品不是客体，而是“对象”，是主体性的表现，不能透过其“表象”完全把握其实质，而只能在与艺术品的交往中理解它。因此，艺术品是类似具有主体性的“人”或“类主体”，人与艺术品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认为，美学是解释学的一部分，审美是一种典范性的解释，因此，艺术能够把握整个存在。它还认为，对艺术的解释是问答和对话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自我主体与文本主体间的交流和互相理解。接受美学继承了解释学美学路线，伊瑟尔提出文本具有“召唤结构”，并有一个“隐含的读者”，这样读者与文本的互动就产生了创造性的意义。巴赫金提出了对话理论，他认为文学活动不是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不是主体独白的形式，而是主体对主体的理解，而理解是通过对话实现的。总之，现代西方美学的总趋势是走向存在论和解释学，并确立了审美的主体间性。这种趋势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理论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应当重视这种历史的经验，吸收美学发展的现代成果，使之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