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律作为审美感应中介，实际上发挥着多种多样的作用。通过感应，它首先是生命体验的中介，同时是生命意义象征的中介、生命整合的中介、生命生成的中介，还是生命实践的中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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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生命化融合

　　以节律为中介的感应在主体身心所引起的生命体验的质量，决定于节律本身所具有的生命意蕴。只有真正美的节律所激起的愉快感、满足感，才是真正的美感。美感便是节律感，在这节律感中，蕴含和敞亮着最生动也最深邃的生命意义，也正是节律所蕴含和敞亮的生命意义使它成为能够通过感应给人美感的特殊对象，即成为美。

　　节律是生命精神的感性表现，是生命意象最本真而普遍的形态。它传达出的生命情调，能够让人体验到具体而微的生命意蕴，使特定的生命意义以音乐化的意态而被人的生命存在所持有。通过节律感应，节律形式的美传达和感染给审美者的生命体验，并在这体验中展现审美活动的所有奥秘。

　　人本生态美学把人看作自然-社会-文化生态的生成性结晶，在人的生命精神中应该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出美之为美的理想化的生命精神，亦即我用“生、和、合、进”四个字概括的生态美的规律。人的生命精神在他的实践活动，即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活动中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融合和统一。马克思在论述古代希腊艺术永久魅力的原因时所说的古代希腊人，可以说就是这种生命精神的典范。在与“早熟的儿童”和“野蛮的儿童”的比较中，马克思把古代希腊人看作“正常的儿童”。“早熟的儿童”如某些东方民族，理性过早成熟并压抑了感性。“野蛮的儿童”如某些原始民族，理性尚未充分发展而任由感性张扬。避免了这两者的人性片面性，希腊人作为“正常的儿童”所具有的天性，就是感性的生命活力与理性的生命秩序之间的平衡交融、互补共生。在感性和理性的这种高水平的结合和互动中，以爱为核心的社会性亲和和合作的精神，以理想与创造为核心的自觉超越的精神，成为人的理想性生命精神的基本内涵，这也就是人类世世代代所追求的美所应有的生命意蕴。在人的实践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理想性生命精神，本来就是从自然界的生态运动中生成的，并且最充分地体现了自然生态形态的这种生成性本质。在生态系统的生成性里，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相互结合。没有感性活力，不会有生成;没有理性秩序，也不会有生成。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的互动共生，乃是这个世界之所以生生不息的最后根源，它的奥秘植根于宇宙生成的那一瞬间之中。人类实践所要求和表现的这种理想化的生命精神，通过节律形式成为生命的或类生命的存在，这就是美。这与“生、和、合、进”的生态美的规律是完全一致的。

　　美是从节律形式体现出来的生命精神。节律之所以能成为美的精灵，不仅如前所述，它的感应既是生命的动力又是生命意义的现实、敞亮和象征，而且还因为节律本身就是集动态和秩序于一体的。节律表现为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这一切虽存在着差别，但无不是具有一定秩序结构的动态形式。其中的力度和气势着重于动力性的方面，但是无论是色彩、形体还是声音，要表现出特定的力度和气势都必须依凭一定的秩序结构。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偏重于秩序性的方面，但是显而可见，它们也无不具有鲜明的动势。在各种艺术里，音乐和书法把节律所具有的生命意蕴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最充分。难怪林语堂总是在谈到中国的书法时一再阐发节奏和韵律对于艺术的重要意义。

　　书法和建筑一样，是凝固起来的音乐，同时又是墨舞，是看得见的音乐。在书法、音乐和建筑之外，宗白华还激情满怀地说到过“舞”。他说：“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转化过程的象征。艺术家在这时失落自己在造化的核心，沉冥入神，‘穷元妙于意表，合神变于天机。’‘是有真宰，与之浮沉’，从深不可测的玄冥的体验中升化而出，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在这时只有‘舞’，这最紧密的律法和最热烈的旋动，能使这深不可测的玄冥的境界具象化、肉身化。”(美的本质所在的生命精神的全部内涵就这样在节律感应的过程中得以全面生成为主体的生命体验的现实。在这理想化生命精神的体验性持存中，生命向本体之道沉潜，并因圣明的完美充盈而陶醉和狂欢。8)通过舞，节律所具有的生命精神的内涵全面地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节律，宇宙精神那“深不可测的玄冥境界”才有所附身，成为感性的具象的存在，被赋予可闻可见，甚至有肌肤之感、气息熏拂的肉身。对于审美的人来说，通过这具象的肉身化的存在所具有的节律，又感应到那音乐似的宇宙精神和生命意蕴。以节律为载体和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