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高收益最典型的特征是杠杆化。金融部门可以通过货币资本化产生的杠杆作用，加大货币资本积累的规模、加快货币资本的积累速度。货币资本主要靠改变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投资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改变非金融企业的货币资本积累。首先，随着金融规模和结构的发展，非金融企业的融资范围极大扩展。企业可以超出现有的储蓄规模进行投资，社会闲置的货币资本一方面可以通过银行存款被间接的用于企业投资，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直接用于企业，使得资本收益来源大大扩展。其次，金融化进程改变了资本收益预期，由于资本不再局限于投资实体行业，资本收益水平维持高位运行。根据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稀缺性下降，资本收益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金融化扩展了资本投资渠道，从而出现了资本收益预期随着资本规模增加不变甚至上升的现象。“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一个社会，其资本收益率能轻易且持续地降到2%～3%。我们通常看到的平均收益率(各种类型的投资平均来看) 接近4%～5%”⑥。杠杆作用具有双向效果，既能带来多倍收益，又会在危机到来时产生灾难性后果。金融化资本扩张的真正障碍是金融资本本身，原因在于金融化积累与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展、价值增值相矛盾。金融化资本收益与经济增长实质差距越来越远、潜在风险越来越高，只能以世界性经济动荡收场。金融化资本收益最大化最终只能妨碍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成，只能以损耗人的利益、人的发展为代价。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收益与人的发展悖论

　　(一) 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是资本具有生产性

　　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货币、金融产品发挥作用的力度和范围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作用机制逐渐显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我国货币化水平不断提高，货币逐渐演变成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媒介，在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主导性作用。首先，货币作为中国金融市场资金融通最主要的对象，货币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和个人拥有资源量的一个显性指标。其次，由于货币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货币逐渐成为监管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货币稳定成为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重要基础。第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中的货币化比率呈“J”形曲线增长，M2的数量和增速持续扩大和提高，形成目前国民体系中巨额的货币存量。根据RaymondW. Goldsmith的理论，M2存量大增以及货币化比例(M2/GDP) 攀升，表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有了重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资本的生产性上。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是资本具有生产性，适度的金融发展有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像我国这样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资本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资本凭借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可以而且应当获得合理的收益。“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的发展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⑦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表明，资本追求合理收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二) 资本高收益与“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相背离

　　资本追逐收益的过程中具有“无限度提高生产力的趋势，但同时又会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否认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否认资本合理收益的权力，但是我们更应当意识到劳动与资本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人和资本的关系是不对等的。发达国家近些年在金融化、自由化迅速推进背景下，存在着明显的资本收益与人的发展悖论。1975年到2011年，全球劳动收入占比从57%持续下降到53%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的现象。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把资本、劳动、土地甚至企业家才能等同起来，认为四者都是创造财富的要素，暗含的观点是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具有同一性。这种笼统的生产要素理论，模糊了人与其他的要素的区别，将经济增长简单的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加，必然导致“物的世界”增值和“人的贬值”。即使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涉及的劳动者报酬、资本报酬(资本收益)和国家税收三个部分也只有保持合理比例国民经济才能平稳发展。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完善，我国资本收益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有下降趋势。新常态下，我国面临首要问题是经济转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我国过去主要从事低端加工业、位于国际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和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经济结构急需调整。但是，由于金融化助推金融高收益，而全球化浪潮又将这一机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受全球化、金融化影响，我国也存在资本流出实体经济、流入金融行业追逐高收益现象。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现象潜藏巨大风险。首先，资本流出第二产业会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困难。其次，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金融发展往往不可持续，且发展中国家金融资本不具备跨国资本的经验优势、垄断优势等，因此稳定性更差。实践中，从“温州模式”式微到“温州炒房团”再到“温州跑路潮”就是典型案例。“温州模式”以廉价劳动力维持低成本、低利润维持低价格席卷全球，但随着人口红利缩减、价格优势丧失，“温州模式”逐渐式微、大量企业关停倒闭。由于众所周知的转型成本和困难，从制造业游离出来的资金没有流入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而是以金融化模式集中成闻名全国的“ 温州炒房团”。“温州炒房团”具有典型的金融化属性，资本收益来源于炒作“房地产”这一准金融产品，且周期短、收益率高。由于金融化收益与产业收益在周转速度和收益水平上的悬殊差异，温州资本出现了加速金融化迹象。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化风险逐渐积聚并在2011 年末以“温州跑路潮”的形式引爆。从“温州模式”式微到“温州炒房团”再到“温州跑路潮”的闹剧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尤其是金融化资本收益合理区间与发展为了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