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资本收益最大化与以人为中心发展的经济发展论文

一、金融化高收益是一把双刃剑

　　经济自由化、金融化发展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是我国转型升级阶段的重要外部环境。借鉴阿瑞吉的观点，金融化是一种积累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利润主要通过金融渠道产生，而不是贸易渠道和生产渠道。在金融化积累模式下，社会积累的逻辑核心是资本、是高收益资本。金融化条件下的资本收益最大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金融化初期，金融体系不断健全、金融产品种类逐渐丰富，金融发展主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此时金融化资本收益与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加强效应，有利于经济社会。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分析框架以及麦金农和肖的相关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但是，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经济资源不断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非生产领域，同时金融体系不断自我膨胀，金融投资与投机功能交织，经济容易出现去产业化和虚拟化。此时，金融收益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同加强与分利双重属性。根据欧美国家的经验，由于金融系统内部资本循环时间短、收益水平高，因此金融化条件下资本更关注G—G′=G+ΔG，即金融渠道的财富收益，导致金融产业过度繁荣、异化于实体经济、与实体经济争利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表明金融活动本身不能创造价值，金融作为经济的润滑剂不能长期脱离实体经济。如果货币资本、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严重背离，则一定会增加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并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经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化资本收益对经济社会的危害。可见，单纯追求高资本收益的金融化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目的和手段的偏离，阻碍人的全面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金融化浪潮以货币极度宽松、金融产品过度衍生、金融资本世界范围内获取收益和金融监管放松为典型特征。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化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以物为中心”的。尽管金融化潜在风险引起了人们广泛争论和反思，但是基于现象层面的对策很难有效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要理解金融化导致危机频繁爆发与发展本质目标背离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思考。

二、金融化资本收益最大化对“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消解

　　西方经济学脱离生产关系片面强调抽象、中性的资本，将资本视为一种与劳动对等、可以分离的价值总量。由于缺乏历史的视角、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视角，西方经济金融化过程往往囿于物质层面而“见物不见人”。西方金融化与自由化、全球化一起形成的当代经济增长逻辑本质上是以物为中心的，各种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生产要素凭借自身在经济增长、财富增长中的“贡献”分享经济成果。以资本为例，金融化资本关心资本收益最大化，人只是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不是独立的人、自由的人，而是资本追求收益和不断增殖的工具，是异化的人、被奴役的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简化为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在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一) 金融化资本拜物教及人的异化

　　金融化条件下，资本收益成了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好像只要资本投入到金融市场中就可以获得高收益，具有典型的拜物教属性。首先，金融资本收益最大化使投机性交易不断增加，“投机取巧的商人或剥夺或控制了大部分实业家的资本”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爱泼斯坦称之为“经济金融化”①。不事生产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控制了大部分实体经济，随着全球化发展，这一现象有超越国界的趋势。金融化进程中，资本逐利逻辑与金融资本扩张逻辑融合共生，金融的财富效应吸引大量社会资本投身到金融积累过程中。其次，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挤出效应”明显。在货币资本有限的情况下，货币资本会从回报率较低的实体经济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金融领域。即金融化积累路径下，金融途径吸收了原本属于实物生产领域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的个人直接投身金融行业或投资到金融产品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金融行业或者将资金投入到金融产品中。货币资本积累“有的来自租金，有的来自利润;积累的数量如此之大，远远超出了能够安全而又有利可图地重新投资于它们业已建立的行业(实业)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