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它们肯定选择了一条明智得多的行动方针，那就是，至少保留部分流动资本，通过银行或地方经济人投资到可能获得最保险、最高额赢利的地方。”②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化资本高收益超越空间与时间限制，无视实体经济增长极限自行增值。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货币和非货币金融资产不断积累，但这种积累并不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只是一种技术性、虚拟性的增长，潜藏着很大的风险。

　　“理性人”假设助长了金融化对人的异化。“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③。在金融高收益的诱导下，“理性人”“经济人”纷纷被卷入金融化浪潮。以美国为例，金融化进程促使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9%~10%降到现在接近0。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与这种低储蓄率、高金融化率不无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化的推进，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经济呈现出“倒金字塔”形产业结构，即经济结构的最底层是实体经济，耗费人力、资本、资源最多，但是收益最低;经济结构的中间层次是债券、股票、商品期货、商品房等虚拟经济，收益较高;最上层是金融衍生品之类的纯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距离最远，虚拟性最强，收益也最高。金融化进程不断推进债券、股票、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从而加剧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近代经济发展史上从来都不缺少虚拟化导致泡沫进而泡沫破裂的案例，从1637年郁金香狂热开始，到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再到当今世界性房地产泡沫。

　　西方金融理论以理性人作为出发点，是抽象的人。“经济人”从人的本性出发界定人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永恒化和普遍化，同时进一步将“理性人”追求最大收益永恒化、普遍化。理性人唯一目标是积聚最大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而劳动仅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劳动被异化为手段之后，那么其他手段，例如地租、利息、金融化资本利得就取得了与劳动一样的地位。金融化收益水平更高、速度更快，自然被认为是优于劳动的方式。皮凯蒂用数据证明，在他所研究的“所有国家、所有阶段”都毫不例外的发现“资本分配总比劳动分配不平等”④。金融化资本拜物教影响下人只能被异化、被矮化。

　　(二) 金融化收益分配会加剧两极分化

　　金融渠道财富分配固然诱人，但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⑤。金融化条件下投机行为正当化和食利者意识上升促使社会中先富起来的人对巨额金融收益心向往之。但是金融投机行为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以股票市场为例，先富阶层纯投机性炒作只能创造泡沫。当然，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投资与投机交织，很难细化哪些人是投资、哪些人是投机。但是，2006 年、2015 年我国两次股票市场异动可以充分说明社会上有大量资金蠢蠢欲动，试图借助金融投机实现资产增值，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惕。西方金融化资本收益加剧了资本与劳动、资本与人之间的矛盾。皮凯蒂在《21世纪的资本论》诸多数据所覆盖的所有国家(主要是欧洲、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阶段都毫无例外的出现了“资本所有权(及资本收入)的分配总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为集中，资本导致的不平等总比劳动导致的不平等更为严重。” 西方世界频繁爆发的危机和社会冲突也从侧面印证了金融化加剧两极分化的问题。金融化资本收益主导收益分配会加剧两极分化，从而能导致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消解。

　　(三) 金融化资本收益加剧了西方经济社会动荡

　　金融化内在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初期阶段，金融化表现为货币化及金融中介职能发展、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由于金融化具有自我膨胀趋势，金融化一定伴随大量非货币金融工具以及金融衍生品，极易伴生资本“空壳化”、金融脆弱性、经济泡沫化、债务扩大化、收入分配不均以及社会分化等现象。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化的最大特点是，高杠杆性金融系统将全球经济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经济金融风险能在全世界快速蔓延，从而加剧全球系统性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化现象有效地说明了这一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为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提供了条件，金融部门除了通过传统的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逐步扩展了自身通过货币资本化(和虚拟资本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获取资本收益、进行资本集中和资本积累的能力。简单来说，金融化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资本通过金融渠道积累的速度，另一方面挤占了生产领域的资本，生产资本中收益较低的部分不断从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形式上表现为生产领域的资本规模减少而金融领域的货币资本规模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