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经济学相比，经济学是在一个较低的抽象水平上从宏观或微观两种角度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系统的运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它直接指导人类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决策。它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范围和抽象层次的区别，它可以是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可能的理论模型的具体的规范或实证研究。它的发展经历了古典" 主义、边际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

　　② 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思维方法

　　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是社会领域高度运用抽角思维方法的典范，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种思维方法的经典之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和以前的李嘉图古典学派及以后的各学派极为相似，都是抽象演绎法的有力拥护者。如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写：“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

　　按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象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社会整体运动规律的科学，其舍象过程必然是极端复杂的，面对范围广泛和无比丰富的社会现象的经验材料，要想最终找出和现实材料具有基本共性从而有可能线性迭加的并且又能概括如此之多的社会现象材料的二因素变量，研究和舍象过程的多层次和每个层次的庞杂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把这个舍象过程的终点做到了商品和它的二重性上，并从此出发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的具象过程。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出现抽象程度比商品概念更高同时又有完整具象体系的理论，就抽象思维方式而言，称《资本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典范毫不为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5]。

　　但是和一切抽象思维一样，舍象和假设也是《资本论》的必用工具，它的最基本、最大的假设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多面的、现实的关系假定为只是“商品关系”，被考察的一切人也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6]。这个假定就决定了《资本论》不管以后能具象到什么程度，它也只是描述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一种抽象理论模型，它不等于实际的、现实的社会运动，它和实际还有距离，因为现实社会的人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个假定(对全面的人的舍象)在某个历史阶段可能还真的比较接近现实的状况，而在另一些历史阶段则可能与现实比起来明显带有舍象的刀斧痕迹;被舍象掉的部分在有些历史阶段可能只处于不重要的萌芽状态，而在另一些历史阶段则可能已发展为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经济人”的假设是抽象思维方法的必然途径。被舍掉的部分极有可能很难找到与保留下来的部分的共性，而没有共性就不能进一步做更高层次的抽象，因为这两部分即使在近似的意义上也不能迭加不能具象了。不把没有共性的东西舍掉，抽象思维方法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抽象思维方法不能同时描述两棵大树(它只善于描述一个树干和这个树干上的多个支干、多个枝条)，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其中一棵树砍倒。社会现实是非线性的，我们应该拥有非线性的思维方法。

　　③ 政治经济学的非线性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由于前面提及的主客体关系、客体的可度量性和可实验性等方面的区别，政治经济学有没有可能借鉴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取得进展的非线性思维方法?如果可能，是否有一些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

　　如人们所知，社会科学在线性方法上远不如自然科学发达和体系完整。自然科学广泛采用的数学语言的确能避免许多社会科学进行抽象思维所容易犯的错误，精确性也更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所特有的能动性又使其朝着精确的线性方法的方向的努力难上加难。政治经济学尤其如此。但这决不等于说，社会科学只有在线性方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达到自然科学的水准后才有条件进行非线性的理论创新。就政治经济学而言，客体的能动性、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等使能达到建模水准的精确度量几乎成为不可能。但自然科学的客体所不具备的那种人类客体独有的内省性和能用话语表达意愿使我们把握客体的运动规律有了自然科学无以伦比的优势，如果我们对社会整体运动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全部社会个体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超越个体，那么全部个体会依照某种科学程序自己告诉我们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和社会选择的某种排序。序数的可度量性有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客体度量性的新的方向，尽管它不如基数度量那么精确。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看，它不应是为人们指出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唯一出路，而是为人们提供若干种可能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发展的理论模型。基数意义上的精确不一定是必须的，客体的(不是理论家个人的)内省和价值判断可以始终在这个任务中发挥序数度量作用。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在加入一定的对无效个人意愿排序的假设后也是可以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