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鲁迅以及前文提及的胡适、傅斯年外，沈雁冰、郑振铎等都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在《小说月报》上展开的一场 “关于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中，当时新文学界的主将如茅盾、郑振铎等均表示赞同语体文的欧化。

三、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文化义涵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欧化”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过，尤其是当这种批评发展到“断裂论”、“失语症”阶段后，学界对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质疑实际上已上升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合法性的质疑，这显然是把文学(语言)发展中必然有的“变声”现象(一种发展的、生长的常态)误释成了“失语”{15}。客观地讲，汉语文学语言在“欧化”之初，由于经验的缺乏和一定程度的急功近利，的确出现了不同语言转换时所难免的生涩与尴尬，但把这种语言转型磨合期正常出现的技术性问题放大到对“欧化”的整体打压显然有欠公允。为此，有必要对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文化义涵进行重新的思考和评估：

　　其一，“欧化”促成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正如鲁迅所言，汉语“欧化”“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这就是说，汉语“欧化”具有某种必然性。既然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进程，我们就无法回避必然改变的文化语境。当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新情感、新体验等成为汉语文学书写难以绕过的内容时，其语言的转型必然会如约而至。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诉求，并不是一帮人臆想天开的游戏。正像周扬后来反思的那样：“新的字汇和语法，新的技巧和体裁之输入，并不就是‘欧化主义’的多事，而正是中国实际生活的需要。”{16}包括关于“断裂论”、“失语症”的思考也都是以“欧化”的汉语表达出来的，这恰好反证了汉语“欧化”的实用性、合法性和历史功绩。

　　其二，“欧化”增强了汉语的生命力。从民族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正是翻译文学带来的汉语“欧化”，使我们增多了与世界文学交流的机会，“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表明，生物学中的‘杂合优势’，在文化领域其实也是存在的。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吸收的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成分，中国文化今天必然会面对更多的危机”{17}。汉语“欧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实践，吻合了世界文化在相互交融中发展、生长的规律。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都有一个向外融会(外化)的过程，璀璨的古罗马文化曾被“古希腊化”，英格兰文化则经历过“盎格鲁-撒克逊化”、“凯尔特化”、“古罗马化”和“罗曼化”等等。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形成也不只有中原雅音这样一个单一的声部，而是由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许多地域性文化的不断“化入”构成的，加上西夷、北狄等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等的“外化”，中华文化传统才成了一部丰富壮丽的交响乐。既然中国文化的“西夷化”、“北狄化”、“佛化”是合法的，同样，也就没有理由怀疑汉语“欧化”的历史正当性。

　　其三，“欧化”提升了汉语的表现力。如前所述，“欧化”汉语能更好地完成对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新情感、新体验的精细表达，使其与文言文、普通白话及方言相比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传统汉语是一种有效的延伸和补充，这是“欧化”提升汉语表现力的显著标志。胡适曾说：“初期的白话作家，有些是受过西洋语言文字的训练的，他们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虽然欧化的成分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的好。”{18}实际上，“欧化”作家的良好成绩说明“欧化”汉语对读者具有特殊的传播学价值，从一个侧面反衬出了“欧化”汉语的表达优势和交流优势。

　　其四，“欧化”展开了汉语的多样性。除了提升汉语的表现力外，汉语“欧化”的另一个相关成果是：汉语文学语言在文言、普通白话、方言之外又有了新的选择机会，这就使得写作者在面临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体裁进行文学书写时可以随时选择、调整合适的语言形态来操作，展开了文学语言媒介上的多样性：既可以是完全的“欧化”，也可以是文白夹杂，还可以是各种语言形态融为一体，如鲁迅的《呐喊》、钱钟书的《围城》就显示出了这种语言操作方式的优势——语言的多样性产生出了审美趣味上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