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推动

　　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汉文学语言的“欧化”进程是由哪些历史因素推动的呢?

　　毫无疑问，汉民族文化地位的边缘化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根本原因。而关键是，什么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更为直接的历史原因呢?

　　周策纵认为，五四以后的文学翻译活动是“用新的翻译技巧介绍现代西方文学。……作品被译成一种语法和风格都受原来欧洲语音影响的中文”⑧。欧化译文使大量的新名词、新概念、新句式、新修辞、新文法等进入中国文学语言，进而改变了汉语文学语言的传统本色，这就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直接历史原因之一：文学译介活动。

　　从晚清开始，随着文学翻译活动的开展，借鉴外来语言和文法去表达新思想的做法越来越普遍，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的“欧化古文”以及新文学初期的白话诗人们从翻译文学中吸收的外国词汇、句法或文法等，都有欧化的影子。在疏离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下，很多人坚信从翻译得来的新字词和新语法由于不同于文言古语，因此既能更好地表达从西方输入的精深思想，又能弥补新文学疏离传统后在语言表达上的诸多空白，进而使从翻译中生成的欧化汉语成为拓展日常白话文表现功能的有效途径。

　　在一个“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年代，翻译引进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想成了中国文化界最基本的“自我解救”的路径。由于翻译文学的语言既不同于外语原作的语言，又不同于译入语国的语言，因此，汉语“欧化”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翻译文学语言的本相。“任何认真从事过翻译的人，都清楚知道翻译时‘译文腔’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把外语(主要是欧洲语)作品翻译成中文，最显著的‘译文腔’便是‘欧化’，也就是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外语的句式和句法，这是因为中西语文在语式句法等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缘故，译者过于讲究直译，‘欧化’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现。”⑨同样，在一个对传统文学充满疏离感的激进年代，人们普遍对外来文学青睐有加，于是，欧化的译语成为了一种时尚，迅速影响了新文学的语言操作，“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⑩。

　　当然，并非所有的翻译活动都指向汉语文学语言的“欧化”，比如清末马君武、苏曼殊等人采用“归化”(古典诗歌语言形态)的译法使所有译诗在语言和文体形式上都蒙上了一层“中国”色彩，但这种翻译未能给白话诗歌的实验提供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因此也就未能成为汉语文学语言变革方向的宰制性力量。

　　真正给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发展注入活力的恰恰是后来被人诟病的“直译”：“五四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直译迅速成为文学翻译的主流。英语文学的汉译者们开始注重对原文语言、文化、文学成分的保留，译文中的欧化成分开始增多，陌生的文化意象也频频出现，甚至出现了死译、硬译等现象，译文中异质性成分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 {11}直译的风格首先直接导致了汉语译文的“欧化”，而作为外国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中介，这种“欧化”的汉语译文又成了当时的文学青年乐于模仿的语言形态，并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新文学书写的语言模本，这样的.文学环境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学营造了“欧化”的温床。所以，直译式的译文风格是推动汉语文学语言“欧化”最直接的技术性原因。

　　此外，新文学界的合力倡导是汉语文学语言“欧化”的另一个直接推力。

　　新文学发轫以后，由于刻意疏离传统的文学语言，而新的文学语言形态又不可能从天而降，为了尽快创制能够取代传统文学语言的新文学语言，大多数的新文学先驱都把眼光投向了具有操作性、见效快的汉语欧化译语，极力主张向译文语言学习并大力倡导文学语言的“欧化”。鲁迅对通过翻译来创建欧化的汉语文学语言并以此丰富民族文学语言的观点显然持肯定态度，他在与梁实秋、瞿秋白等人的讨论中阐明了关于翻译语言、句法对于民族文学语言建构的积极意义。此外，他对文学语言“欧化”初始的生涩也视为常态。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从古今中外寻找依据，认为日本翻译欧美的文学，唐代翻译佛经以及元朝翻译上谕等都出现了一些“生造”的文法、句法和词法，用久了就自然了{12}。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针对瞿秋白翻译语言应该“白话化”的观点，鲁迅认为翻译给知识分子看的文章宁可信而不顺;即使是普通的群众，偶尔也应该加一些新的字眼和语法，这样的话，群众的语言才会丰富起来{13}。鲁迅把欧化译语看成了丰富汉文学语言的主要路径，不赞成瞿秋白用纯粹白话或方言来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设想，因为这样的译语不利于中国文学语言的丰富和发展。鲁迅主张要“洋气”，要“保持异国情调”，才能改进中国文学语言，输入新的表现方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