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动机及文化认同与语用能力发展的相关性论文(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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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式为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的五级量表。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采用了SPSS13.0软件。
同时,为深入了解学习者语用习得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还采用了随机访谈的方法作为辅助研究手段。
二、调查结果和分析
语用能力发展问卷结果显示英语专业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很不充分,而且很不均衡。对高年级学习者的动机和文化认同状况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学习者较低的融入型动机和文化认同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具体结果和分析如下:(一)英语专业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状况本项研究随机抽取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英语专业一年级和三年级各60名学生,通过比较这两个不同层次学生的语用能力现状,借以推测学习者在大学专业学习期间语用能力的成长情况。见表1。
表1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语用能力
表1概括了数据统计的结果:三年级学生的平均成绩为56.6,仅仅略高于一年级学生的平均成绩53.8,在优秀率方面三年级学生略高于一年级学生,而在及格率方面却是一年级学生的表现略好一些。进一步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平均成绩差异显著性值为0.731,也就是说,其差异不具有显著性。这样的结果似乎说明,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随着学习年限和对目的语接触机会的增加,其语用能力并未得到显著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其语用能力的发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停滞现象。
进一步分析学习者的语用表现(见表2),发现学习者的社交语用失误率高于语用语言失误率,这说明学习者对英语社会文化中的交往与行为规范尤其缺乏了解。此外,统计结果(表1)还显示学生成绩分布离散性指数很高,三年级学生成绩的四分位区间距高达64,标准方差高达32.4。这样的结果表明学生语用能力的发展很不均衡,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十分明显。
为了解高年级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依然不充分现象背后的制约因素,请三年级60名学生完成了动机和文化认同问卷,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变量与其语用能力的相关性。
(二)英语学习动机与学习者语用能力发展的相关性1.学习者动机强度及类型分布的基本状况。
根据Gardner
[7]等人的研究,学习动机可分为工具性和融入型两个基本类别。前者是指学习者的目的在于获得经济实惠或其他好处,如想通过考试或在外企工作;而后者主要指学习者对语言本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希望可以融入所学语言的文化。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被调查者工具型动机的分值分布在22和41之间,平均分值为34.3,融入型动机的分值分布在23和39之间,平均分值为30.8。总体来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这样的动机强度不如期望值大。而且,让人意外的是,这些英语专业学生的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入型动机。
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支持差异的显著性(p=0.022)。随机采访了8位同学,了解到:学生进入大学开始专业学习后,逐渐培养了对英语语言本身及文化的热爱,但进入高年级后,这种热情没有提高,反倒有所下降。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三年级学生学习压力很大,一部分未通过专四的同学要继续备考专四,而专四通过的同学又要准备专八或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压力带来的紧张和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学习热情。同时,在高年级阶段,大部分同学忙着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再有时间和兴趣进行听说技能的训练,很少接触原汁原味的影音材料,也很少去外语角尝试与外教的口语交际。
2.学习者学习动机与语用能力发展的相关性。为了解动机因素与语用能力的相关程度,计算了皮尔逊相关系数(r)。见表4。
如表4所示,学习者工具型动机与学习者语用能力相关系数为0.413,呈微弱正相关态势,不具有显著性;而学习者融入型动机与学习者语用能力相关系数为0.611,呈显著正相关态势。
根据这些结果,融入型动机比工具型动机对学习者语用能力的高低发生更显著的影响。这不难理解,根据Schumann的文化适应模式[9],学习者与目的语文化是否具有较低的心理距离和较高的融入心理是二语习得的关键因素。语用规范(包括语用语言规范和社交语用规范),特别是社交语用规范的习得,需要以学习者对英语文化感兴趣,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积极、有意识地注意目的语的语用规范为前提。这显然与学习者融入型动机的强弱密切相关。
